一、林克歡、進念、《華嚴經》
最近,林克歡研究香港實驗戲劇發展的著作《戲劇香港 香港戲劇》終於出版了。修辭多於傳意的書名,彷彿揭示了書中不會有過多的理論觀點,而只有一些簡單的評述和梳理。這位享負盛名的戲劇評論家,把香港的實驗戲劇理解為一種缺乏思潮衝擊,但紛繁雜陳的「另類劇場」,只要不以傳統戲劇框架為主導風格,有著較鮮明的破格傾向的,就可以包攬其中。
在林克歡的名單裡,仍然活躍的「另類」劇團不下廿個,但論到江湖地位,自然首推進念‧二十面體。把進念視為香港另類劇場龍頭的說法,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已經廣為流傳。長期以來,進念強調演員肢體和舞台效果、拆散語言文本的表演風格,有人喜歡得不得了,也有人恨得牙癢癢。林克歡就說,先不總結進念的藝術成就,但「評論進念」本身已是一個現象。進念作品向來含混不清,很多評論不是言不及義,就是過度詮釋。而他亦注意到,進念為自己作品所印發的文字材料出奇地多,他相信,這對「評論進念」是一種誤導。文字的詮釋破壞了觀眾對作品的感受,同時令評論作品本身變得不可能。
進念的最新作品《華嚴經》,卻為林克歡的這重分析下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註腳。
《華嚴經》的演出結構相當簡單:「演出先由田四位演員以唸白演繹華嚴經及華藏世界;其後是九位法師的加入,唱誦華嚴字母及由此發展而成的聲音實驗;後半部份是『光』跟舞台和音樂的互動。是次演出從文字、聲音及多媒體去展現『華藏世界』的意象及探索《華嚴經》中佛偈的義理。」
以上介紹是我從演出網頁抄下來的,而在網頁和場刊之中,我亦讀到大量有關佛學概念的說明、導演的理念、音樂的風格、以及作品如何融合藝術和宗教的文字,解說十分詳盡。然而,劇場演出本身卻又是另一種經驗。演員的唸白顯然不比文字解說清晰,而唱誦華嚴字母和舞台裝置調度,明顯是過去進念慣用的技法,卻令觀眾沉沒於暈眩和恐懼之中,閉塞觀眾的思考力,也營造不出《華嚴經》中壯嚴的宗教氣氛。
《華嚴經》演出和文字材料所造成的彆扭,令我想起林克歡在書中的提醒:看進念的作品,不能只把它當成表演,而應該將之視為挑戰劇場內外的規矩的社會實驗。林克歡曾舉出幾個過去進念的「反叛」例子,這些與「作品本身」看似沒有關係的行逕,跟作品中的抽象和含混意念連繫在一起,方能構成進念的統一性劇場美學。進念的「另類」,也正正是在於它在劇場內外的互動。
然而,在《華嚴經》的文字材料中,卻有一段有這樣解說:「藝術和宗教本來是一體,宗教以藝術手法提昇人對宗教精神的體會,藝術也持著一種宗教的情操,才能有著一種不停超越的動力。隨著現代文明的出現,藝術和宗教的關係越來越疏離,藝術往往成為政治和金錢的工具。多媒體演出《華嚴經》將透過法會儀式與佛教藝術的形式,結合多媒體和現代舞台藝術,進行一次藝術與宗教互動的實驗。」
演出中大量使用有著鮮明「進念風格」的舞台效果和調度,只是所追求的已不再是過去的顛覆性和政治性,而只是一種具宗教味道的「純粹美感」。弔詭地,文字材料對這種「純粹美感」的解釋顯然是「過度詮釋」,正好應驗了林克歡的說法。若沒了文字解說,所剩下的就只有徒具形式的唸白和裝置,既俗化了佛教的精神,也搗毀了劇場的美學。
如此看來,《華嚴經》的演出應算是失敗了吧?
二、胡恩威、犬儒、格調消費
《戲劇香港 香港戲劇》書寫香港另類劇場,本就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勢必有所偏頗遺漏。但林克歡似乎對進念情有獨鍾,有關進念的評述共分佔兩個章節,展示了從「進念」到「後進念」的變遷。
林克歡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是進念的轉向期,他們告別了以往概念化的前衛舞台風格,反而多借助專業演員和明星,既提升演出水準,也商業化的演出市場妥協。而自胡恩威於2003年出任節目及創作總監以來,觀眾開始看到如《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這類充滿商業計算的演出。林克歡將這個階段命名為「後進念」。
如何理解「後進念」中的「後」呢?是改良和發展,還是顛覆和背叛?林克歡把《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視作「後進念」的經典作品,很大程度上對輿論和票房考量,這未免忽視了胡恩威在藝術上的其他探索,像《華嚴經》以藝術和宗教的融合作為目標,就明顯與《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的風格大相逕庭。但我卻相信不論是《半生緣》、《東宮西宮》系列還是《華嚴經》,其實都正好能鑲嵌在胡恩威或「後進念」的「藝術框架」中。我將之稱為一種「犬儒式的消費主義」,這是林克歡作為一位大陸戲劇評論家所無法領會的。
胡恩威左手排戲,右手寫文化評論。我們不難發覺他的評論文字分析細緻,嘲諷味道卻異常濃郁,跟《東宮西宮》系列的表演風格可說是同出一轍。早有評論指出,像《東宮西宮》這類嘲諷劇場的「意義」不在探討問題本身,而在透過放大現實的荒唐,讓觀眾盡情發洩,對問題本身卻無補於事。林克歡也認為《東宮西宮》是一種純消費活動,「演者現躉現賣,觀者笑完就完」,其關鍵乃是「戲劇、政治、商品不同話語彼此滲透、轉換、混合的超文本力量」。
一直以來,進念製造話題的手腕都是第一流的。他們拈來《華嚴經》加以發揮,我本以為胡恩威會對這個「經典文本」進行顛覆,誰不知捉錯用神。《華嚴經》徹頭徹尾是一齣「宗教劇」,只是劇場手法新銳而已。胡恩威不把《華嚴經》命名為「宗教劇場」,而用上了「生命劇場」,美其名是「要透過對宗教和哲學的基本理念的探討,讓觀眾對生命進行理解,再思考如何在社會中面對自己的生命」,但實際上是看準了城市人對「心靈」議題的關注,以及對「傳統宗教」的保留,便將作品打造成能「拯救現代心靈」的療藥,並請來一群法師作推銷員。內容與形式分開了,《華嚴經》仍保留了進念的前衛手法,但已再沒有任何顛覆力量。「藝術」和「宗教」,結果都成了商品。
只有「藝術潔癖」者才覺得藝術與市場不能掛勾。因此這種「後進念」風格的問題,不在於「消費主義」,而是在於「犬儒」。《華嚴經》的表面目標不可能是政治性,大量文字解說早已封了評論者的嘴巴,但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後進念」,或胡恩威,一方面力圖貫徹過去「將劇場政治化」的精神,以劇場文本、舞台裝設和介入性的評論文字,挑戰一切社會和藝術規範,但另一方面卻在《華嚴經》中表現出對「政治」的厭惡和對「純藝術」的追尋。這種「風格上的矛盾」,當然不能視為藝術的多元性,因為「藝術的多元性」只意味著不窘於既定的藝術框架,卻不意味著政治態度上的矛盾。
因此林克歡說錯了,進念「販賣」的不是「政治」,而是一種「格調」。過去進念奉行多年的前衛精神,到今天已退化成一種符號性「格調」。「後進念」已不再真心地貫徹這種前衛精神,而是因應市場需要,一時販賣前衛格調,一時出售心靈療藥,暗中恪守消費主義的邏輯。這,就是「後進念」的犬儒。
再也沒有主流與另類之分了,符號性的「格調」主宰一切。這種對「創意」的高層次演繹,揭露了香港消費主義精神的基本特徵。我們從沒來紮實的文化根基可供消費,所有將「文化」作商品的活動,都只能在「格調」這類符號性層次上才能得以運作。我想起了進念的劇場文本向來薄弱,《半生緣》、《東宮西宮》、甚至是《華嚴經》,無一不是徒具「格調」的靈光,卻缺乏文化深度的作品。這與其說是進念的墮落,倒不如說是香港的「時代精神」。
(刪節版刊於《信報》2007-7-7。)
2007年7月7日 星期六
2007年7月1日 星期日
語言之外的劇場語言:《渴求》和《4.48精神異常》
劇場是語言,是詩,是意象。但在劇場裡的「詩的語言」,卻不只是語言,也是語言之外的東西。
在一個場合上,前進進的藝術總監陳炳釗說過,創作的語言可以分為「媒體的語言」、「詩的語言」和「人物心理的語言」。他相信,最貼近劇場的本源的,是詩的語言。於是,當我們在牛棚劇季結束之時,回首這四組演出,不覺便有一層深刻的體會。詩是劇場,劇場也是詩,在漆黑的牛棚劇場裡,我們再看不到已充斥著現代社會生活的「媒體的語言」,在差不多每一個在劇季中,都擴散著一種邊緣氣味,這不是地緣政治上的邊緣、舞台風格上的邊緣,更是語言上的邊緣、思考方向上的邊緣、情感發放上的邊緣。或許,這種劇場的邊緣性,正正就是牛棚劇季的意義,也是劇場作為一種詩性創作的意義。這次演出的兩部Sarah Kane作品:《渴求》(Crave)和《4.48精神異常》(Psychosis 4.48)無疑也著走這一條路:以劇場的語言,展示在劇場語言以外的「語言」。
一個只寫了五部劇作,卻在28歲的盛年便自殺身亡的憂鬱症患者,Sarah Kane一直沉迷在濃密的非語言性之中,尤其是在她最後的三部作品:《肅清》(Cleansed)、《渴求》和《4.48精神異常》裡,基本上捨棄了一種語言性的敘事方式,對白中的語言性意義跟劇作所要表達的毫無關係,但只有當Sarah Kane把這些對白寫了出來,我們才能發現這「語言之外的東西」,一種被壓抑成異常的詩性。正如Sarah Kane本人的精神生活,語言對她而言根本是失效的,只有藉著劇場的意象和詩性,她的內心感受才能得以發放,是一種邊緣性的發放。因此,在戲劇發展的主軸裡,Sarah Kane並不偉大,而這正是她的偉大之處。
牛棚裡的Sarah Kane,把一個生活於「語言之外」的幽靈召喚回來,但兩個演出所召喚回來的,卻是不同的幽靈。Sarah Kane曾將《渴求》設定成開放式,單看劇本,我們大概只能看到一大堆有點拼湊的對白,雖然從中亦可梳理出一些關於個人情感經驗的對話和獨白,卻無法直接把握到箇中的脈絡和中心思想。但正因如此,演出者才有足夠的空間,去開啟對白背後的非語言性。過去的演出版本一般都是因應對白中鮮明的性別提示,起用兩男兩女的演員組合。但在牛棚版本中卻是四位女性演員,她們更同時是負責翻譯和(再)創作部份,於是我們便遇見了一個弔詭的演出狀態:某程度上,演員的性別是對原著的一種背叛,但正正是這種背棄原著、以編作形式進行的再創作,卻又徹底忠於原著的開放性,以及其對語言的逃逸姿態。雖然從角色的衣著和說話的語氣上,我們仍能找到一點性別痕跡,可是,在暗黑的衣飾格調中加上一點紅色,明顯又是一種陰性的暗示。這種陰性不是女性,而是一種與語言理性相對立的陰性特質,與生物上的性別並不掛勾。
由此,這種設計正好是乎合了一種對非語言性的展露:儘管在對白上,以及從傳統的角色想像方法上,這仍是一段段由兩男兩女演出、近乎亂湊的片段,但藉著女演員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對白中,我們卻能聽出一種此起彼落的澎湃音樂節奏,讓我們暫時把對白中陳腔濫調的情慾故事策略性地忽略,全心跟語言以外的陰性元素相遇,避開了語言的制肘,直接用「感覺」跟「感覺」溝通。或許對不少觀眾來說,劇中所呈現的「感覺」未必太合口胃,但這亦無損劇場展露「詩的語言」的力量。
不過,《4.48精神異常》所展現的,卻又是另一番景象。這部作品是Sarah Kane自殺前一個多星期才完成的,比起《渴求》,它顯然更加鬱悶、更加絕望、亦更加貼近死亡的狀態。全劇充斥著大量的醫療對話、臨床紀錄、心理健康書籍中的文字,然而真正屬於「人」的語言,卻又只僅下一大堆毫無意義的空詞和數字。它意味著在走向死亡的陰霾下,語言的傳統意義迅速失落,我們只能透過由空詞和數字交織而成的意象,把握這種殘酷的狀態。
《4.48精神異常》的取材,無疑會令人想起陳炳釗的《N.S.A.D. 無異常發現》。不過相較起來,陳炳釗的作品是對「人物心理的語言」進行描述,顯得抽離冷靜,而《4.48精神異常》卻是徹底得多的活剝。觀眾所遇到的,不單單是一個關於憂鬱症患者的故事,更是一個憂鬱症心靈,或幽靈,的劇場再現狀態。全劇由始至終都在一個光線不足的環境下進行,沒有「進入狀態」的觀眾大概會覺得難以投入。但在在是這種抽離感,揭露了憂鬱症心靈與現實世界之間,原來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別忘記Sarah Kane一直深深受著「殘酷劇場」(Theatre of Cruelty)所影響,《4.48精神異常》中因幽暗而產生的鬱悶感、因肢體擾動而引發的恐怖感,把憂鬱症的心靈狀態推展至彌漫著整個劇場,這種狀態是非語言的,也跟我們習慣用眼睛「看」世界、用理性「想」事物的「語言性」格格不入,這就是那一道鴻溝了。我們自然可以選擇「看不明白」它,然後帶著責難之言離開,但若我們一旦進入了那憂鬱症心靈的氛圍,就會好像踩進了「殘酷劇場」一般,讓劇場中的「詩的語言」激發我們的潛意識,正面感應一切與Sarah Kane的死亡有關的東西。正如一些評論說,此劇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直接對話,徹底體現了「直面劇場」(In Yer-Face Theatre)刺破現實假面、翻開人性血肉的精神,在這陰暗的劇場裡,我們所看到的,似乎就只有痛苦、暴力和死亡,而沒有能構成心靈慰藉的語言和理性。
只是,作為一個劇場演出,牛棚版的《4.48精神異常》又能帶著觀眾在非語言的汪洋中走多遠呢? 畢竟對於憂鬱症的心靈,我們有太多的想像,劇場所呈現的肢體和意象,似乎跟我們對憂鬱症的想像十分吻合,也太過吻合了。於是觀眾很容易便會用慣常的語言去理解它,最終無法越過鴻溝,無法沉沒在殘酷劇場的大海之中。這自然不能對演出者有所責難,我們只能明白,在任何一個劇場裡,當我們要藉著劇場語言來淨化心靈時,亦需要有如醫生一般,好好地把握觀眾的心靈狀態,才能令「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可能。
在一個場合上,前進進的藝術總監陳炳釗說過,創作的語言可以分為「媒體的語言」、「詩的語言」和「人物心理的語言」。他相信,最貼近劇場的本源的,是詩的語言。於是,當我們在牛棚劇季結束之時,回首這四組演出,不覺便有一層深刻的體會。詩是劇場,劇場也是詩,在漆黑的牛棚劇場裡,我們再看不到已充斥著現代社會生活的「媒體的語言」,在差不多每一個在劇季中,都擴散著一種邊緣氣味,這不是地緣政治上的邊緣、舞台風格上的邊緣,更是語言上的邊緣、思考方向上的邊緣、情感發放上的邊緣。或許,這種劇場的邊緣性,正正就是牛棚劇季的意義,也是劇場作為一種詩性創作的意義。這次演出的兩部Sarah Kane作品:《渴求》(Crave)和《4.48精神異常》(Psychosis 4.48)無疑也著走這一條路:以劇場的語言,展示在劇場語言以外的「語言」。
一個只寫了五部劇作,卻在28歲的盛年便自殺身亡的憂鬱症患者,Sarah Kane一直沉迷在濃密的非語言性之中,尤其是在她最後的三部作品:《肅清》(Cleansed)、《渴求》和《4.48精神異常》裡,基本上捨棄了一種語言性的敘事方式,對白中的語言性意義跟劇作所要表達的毫無關係,但只有當Sarah Kane把這些對白寫了出來,我們才能發現這「語言之外的東西」,一種被壓抑成異常的詩性。正如Sarah Kane本人的精神生活,語言對她而言根本是失效的,只有藉著劇場的意象和詩性,她的內心感受才能得以發放,是一種邊緣性的發放。因此,在戲劇發展的主軸裡,Sarah Kane並不偉大,而這正是她的偉大之處。
牛棚裡的Sarah Kane,把一個生活於「語言之外」的幽靈召喚回來,但兩個演出所召喚回來的,卻是不同的幽靈。Sarah Kane曾將《渴求》設定成開放式,單看劇本,我們大概只能看到一大堆有點拼湊的對白,雖然從中亦可梳理出一些關於個人情感經驗的對話和獨白,卻無法直接把握到箇中的脈絡和中心思想。但正因如此,演出者才有足夠的空間,去開啟對白背後的非語言性。過去的演出版本一般都是因應對白中鮮明的性別提示,起用兩男兩女的演員組合。但在牛棚版本中卻是四位女性演員,她們更同時是負責翻譯和(再)創作部份,於是我們便遇見了一個弔詭的演出狀態:某程度上,演員的性別是對原著的一種背叛,但正正是這種背棄原著、以編作形式進行的再創作,卻又徹底忠於原著的開放性,以及其對語言的逃逸姿態。雖然從角色的衣著和說話的語氣上,我們仍能找到一點性別痕跡,可是,在暗黑的衣飾格調中加上一點紅色,明顯又是一種陰性的暗示。這種陰性不是女性,而是一種與語言理性相對立的陰性特質,與生物上的性別並不掛勾。
由此,這種設計正好是乎合了一種對非語言性的展露:儘管在對白上,以及從傳統的角色想像方法上,這仍是一段段由兩男兩女演出、近乎亂湊的片段,但藉著女演員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對白中,我們卻能聽出一種此起彼落的澎湃音樂節奏,讓我們暫時把對白中陳腔濫調的情慾故事策略性地忽略,全心跟語言以外的陰性元素相遇,避開了語言的制肘,直接用「感覺」跟「感覺」溝通。或許對不少觀眾來說,劇中所呈現的「感覺」未必太合口胃,但這亦無損劇場展露「詩的語言」的力量。
不過,《4.48精神異常》所展現的,卻又是另一番景象。這部作品是Sarah Kane自殺前一個多星期才完成的,比起《渴求》,它顯然更加鬱悶、更加絕望、亦更加貼近死亡的狀態。全劇充斥著大量的醫療對話、臨床紀錄、心理健康書籍中的文字,然而真正屬於「人」的語言,卻又只僅下一大堆毫無意義的空詞和數字。它意味著在走向死亡的陰霾下,語言的傳統意義迅速失落,我們只能透過由空詞和數字交織而成的意象,把握這種殘酷的狀態。
《4.48精神異常》的取材,無疑會令人想起陳炳釗的《N.S.A.D. 無異常發現》。不過相較起來,陳炳釗的作品是對「人物心理的語言」進行描述,顯得抽離冷靜,而《4.48精神異常》卻是徹底得多的活剝。觀眾所遇到的,不單單是一個關於憂鬱症患者的故事,更是一個憂鬱症心靈,或幽靈,的劇場再現狀態。全劇由始至終都在一個光線不足的環境下進行,沒有「進入狀態」的觀眾大概會覺得難以投入。但在在是這種抽離感,揭露了憂鬱症心靈與現實世界之間,原來存在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別忘記Sarah Kane一直深深受著「殘酷劇場」(Theatre of Cruelty)所影響,《4.48精神異常》中因幽暗而產生的鬱悶感、因肢體擾動而引發的恐怖感,把憂鬱症的心靈狀態推展至彌漫著整個劇場,這種狀態是非語言的,也跟我們習慣用眼睛「看」世界、用理性「想」事物的「語言性」格格不入,這就是那一道鴻溝了。我們自然可以選擇「看不明白」它,然後帶著責難之言離開,但若我們一旦進入了那憂鬱症心靈的氛圍,就會好像踩進了「殘酷劇場」一般,讓劇場中的「詩的語言」激發我們的潛意識,正面感應一切與Sarah Kane的死亡有關的東西。正如一些評論說,此劇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直接對話,徹底體現了「直面劇場」(In Yer-Face Theatre)刺破現實假面、翻開人性血肉的精神,在這陰暗的劇場裡,我們所看到的,似乎就只有痛苦、暴力和死亡,而沒有能構成心靈慰藉的語言和理性。
只是,作為一個劇場演出,牛棚版的《4.48精神異常》又能帶著觀眾在非語言的汪洋中走多遠呢? 畢竟對於憂鬱症的心靈,我們有太多的想像,劇場所呈現的肢體和意象,似乎跟我們對憂鬱症的想像十分吻合,也太過吻合了。於是觀眾很容易便會用慣常的語言去理解它,最終無法越過鴻溝,無法沉沒在殘酷劇場的大海之中。這自然不能對演出者有所責難,我們只能明白,在任何一個劇場裡,當我們要藉著劇場語言來淨化心靈時,亦需要有如醫生一般,好好地把握觀眾的心靈狀態,才能令「生命與生命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