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化的《弒夫情案》

香港舞台劇觀眾對左拉(Emile Zola, 1840 - 1902)這個名字大抵會感到陌生，畢竟他所倡導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對當代戲劇並沒有多大的影響，不過，演藝學院這次搬演像《弒夫情案》(Therese Raquin)這類較偏門的經典作品，既可讓演藝的同學嘗試演繹不同類型的作品，亦能給觀眾認識的機會，無論在戲劇教育或戲劇推廣的層面上，都是值得鼓勵的。

自然主義的理論強調作家要按自然本貌來描述世界，反對對生活進行典型概括。甚至應從心理學、生理學和遺傳學角度觀察和解釋人與社會。左拉說：「我看見甚麼，我說出來，我一句一句地記下來，僅限於此。」從《弒》劇之中，雖然故事牽涉通姦、謀殺、復仇、自盡等元素，但在人物情節裡卻找不到任何象徵、反映、典型化等人工化的戲劇提煉過程，對白生活化，人物沒有強烈的性格特徵，當然也不會有像易卜生等的劇作常見的佳構情節。在左拉的自然主義思想所影響下，劇裡有的只是一些人的外在行為和心理活動，大概劇本旨在呈現Therese和Laurent兩個個體肉慾的秘密活動，因而產生的神經錯亂所引發的一些禽獸性行為，就如同科學的解剖方法，把人物(甚至不應稱為「人物」，而是「人」，因為「人物」一詞也隱隱有典型化的味道)的行為和心理活動忠實地鋪陳出來。

因此，以現今的角度，這是一齣頗難演的戲。在無甚張力的對白上，導演著意加入了一些增飾元素：Therese與Laurent的情慾戲、強化Grivet和Michand的胡鬧打諢、少女Suzanne過多的跳脫，諸如此類。如果依著觀眾的感覺，增飾無疑令全劇添了色彩，令全劇變得通俗而悅目，這其實是可行的處理。不過若說要呈現劇作家的神髓，這樣的增飾卻似乎有商榷的餘地。去年香港話劇團搬《凡尼亞舅舅》(Uncle Vanya)，觀眾大多覺得淡然平悶，看得殊不愜意，誰不知這卻正正能表現到契訶夫所要演繹「滯悶感」。反觀《弒》劇，「通俗劇化」令觀眾難以從一個像醫生般冷靜的角度去解剖，但這恰恰是自然主義所倡的。如此取捨，似乎遠離了原著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