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龍》的劇本是誘人的，它的誘惑不只在於議題，也在於形式。劇作家顯然有意把全球化的全部議題都包攬劇中，卻勾掛在如此一個精奇的結構之上，一幅被漫畫化和魔幻化的全球化生活圖式，躍然眼前。去年台南人劇團把這個渾身充滿「全球vs.本土」張力的劇作搬到台灣，還煞有介事把原住民的議題引入作品，卻遭評為過份突兀抽離。這次天邊外（澳門）劇場把劇作移來澳門，導演譚智泉避開了「如何把改編本土化」這個尷尬問題，乾脆保留原劇中以歐洲小城視野凝視亞洲混雜性的調子，於是演出的焦點也馬上轉移到導演如何操演劇本奇峰突出的形式之上。
結果導演選上了一個可能是不夠忠於原者的選角方式，略過劇本指示以不同年齡的演員擔綱，而起用了五位同樣年輕的演員。雖然劇中男女互換的性別遊戲終得以保留，但缺少了年齡的維度，角色與演員身體之間的反差也緩和了。希梅芬尼原來要著墨經營的，正是一種全球化圖式下身份的曖昧感，劇中演員和角色之間的性別和年齡反差，跟演員在不同角色間高速轉換進出之中，這種身份的曖昧感被強行誇張，這正是劇作巧製劇場性以再現全球化議題的妙著之一。如今妙著被大大沖淡了，導演亦只有在演員進行角色扮演的遊戲中，發揮他的創造力。
於是，這個版本最終被調校成一個極盡綜藝化的喧鬧版本，五位演員男女易服，也極力在角色扮演遊戲中施展解數，喜鬧之態，趣味盎然。而導演也費盡心思，調度鮮活，舞台能量張狂，運用形體、錄像和現場音樂，也可見導演和演員的肆然和奔放。整個演出儼如一個供表演者「炫技」的大遊樂場，染得全場色彩華麗奪目，卻又有點鮮艷得過份。
對於這種改編是否過於胡鬧，因而消弭了原劇本的神髓，我們無需過於執拗。必須認清一個關於改編《金龍》的現實：劇作雖以全球化為題，實際上仍然是一個相當「西方」的作品。劇中不論是對「東方／亞洲」的刻板印象，還是各種有關階級和種族的生活經驗，都必須置放歐洲現代社會中，方能有較精準深入的理解。去年台南人劇團把故事場景本土化，大概是一次失敗的改編，那麼這次天邊外（澳門）劇場的綜藝化改編，雖錯過了跟澳門本土現實對話的機會，卻又碰巧撞出了另一種頗堪玩味的編作嘗試。
表面上，《金龍》的文本只要求導演在角色轉換和進出之處下功夫，但其實卻暗藏機關，逼使導演在調校時必須大刀闊斧。劇中場景雜多而短小，但多重故事線平行發展，時空跳接急緩跌宕，而劇中情節時而寫實時而魔幻，對話、敘事和心理描寫往往在同一段對白之中高速轉換，使全劇節奏起伏極大。乍看之前，劇本中可供導演和演員想像的空間很大，但仔細一看，卻又發覺要把節奏完全理順，難度相當高。或可以說，《金龍》的誘人之處，恰恰在於這奇特節奏中創造了特殊的劇場性。
可是，正如精確的本土化改編必定失效，完整的劇場性再現也注定失敗。導演雖能把劇中的喜劇感呈現精準，卻在掌捏劇本節奏稍失分寸，以致流失了不少劇中可再行發掘的劇場元素。他放手讓演員自行摸索角色，使劇中角色扮演轉換淪為給演員的表演練習，也過於俐落，進一步削弱了劇作家刻意結營的身份曖昧性。演出節奏過於亢奮，在細緻處能放而不能收，而諸如角色說「停頓。」此等語言遊戲也欠缺巧妙處理，因而變得彆扭。於是，在這個綜藝化版本裡，導演炫技似乎過於張揚，而把節奏迴轉時的細緻部份大意略去，也把文本裡可再細嚼的劇場性輕易放過了。
年輕的導演譚智泉製作了一個《金龍》的粗糙青春版，活力有餘，卻沉澱不足。他沒有扭曲原著神髓，而只是未及把文本的劇場性搾乾搾淨。
（《澳門日報》201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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