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2日 星期一

《賣火柴女孩》針對時弊還是沉醉幻想?

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女孩》滲透著悲憫的情懷,但比起王爾德的《快樂王子》,賣火柴女孩的故事顯然少了一份悲劇性。小女孩燃點起三支火柴,象徵她所祈求的三個願望,當中有一種嚮往烏托邦或是天國的宗教意味,難怪「樹寧.現在式單位」會把這個悲憫的故事轉化為具宗教意識的劇場作品。這種宗教意識雖然不很強烈,卻給編導解讀為某些社會問題的出路,而這些社會問題,卻恰好又是編導從《賣火柴的女孩》這個童話故事中解讀出來的。

我們未必一定要認同《賣火柴的女孩》的故事與社會問題的對照關係,因為這不過是編導的一些聯想和借題發揮而已,但劇中所關心的顯然就這種關係。在劇中有一場戲叫「被忽略的小孩」,女孩和家人一同砌成了一幀整整齊齊的「全家褔」,女孩努力地讓自己能在照片中出現,讓觀眾可以看見,但都被家人刻意遮攔而失去了在照片中的位置。在童話故事中,賣火柴的女孩有沒有被家人忽略呢?沒有,她的不幸是因為她沒有親人,生活孤苦無依;而在劇中,那種刻意的遮攔算是一種忽略嗎?還是一種故意的漠視?如果觀眾是代表「社會」,家人的行為就代表了對女孩的「管束」,而女孩的行為卻象徵了「不肯接受管束」。從社會的角度,我們無法評論到底誰對誰錯,但劇中顯然是傾向同情女孩的,而這種同情,是源自對童話故事中女孩孤苦無依的同情,而不是對社會上「不肯接受管束」的同情,可是,劇中把這種社會性的「不肯接受管束」被等同於童話中的「孤苦無依」,都冠上了「被忽略」這個名稱。

看童話故事多是投入故事裡的角色,像讀《賣火柴的女孩》時會可憐那個孤苦無依的女孩,但成年人總是喜歡以社會的角度去解讀和批判故事。劇中有一個經常穿著大衣、唱著歌的角色,他代表了社會,並以描離和批判的眼光去閱讀女孩的故事,例如他看見了女孩被虐打。虐打的原形是,在下著大雪的夜裡,女孩想到賣不完火柴會挨打。她不敢去細想太多,但社會卻偏喜歡揭示這種不幸,甚至把虐打的過程也巨細無遺地暴露了出來,而且還不只是一次,也不只是一個女孩。編導想藉著劇場批判社會,這跟原著童話中,只表達一種悲憫的情懷截然不同。

編導大抵亦不滿足於僅僅讓女孩在聖誕的雪夜中消逝。從劇場上的佈景可見,城市是顛倒的,雪是澟洌的,只有從舞台頂部的銀幕裡,我們才能看到城市的正像。這個銀幕象徵了天國,上天(我不用「神」這個名稱,是因為劇中的基督教意識並不明顯,我們大概可以作更廣義的解讀。)反映了現世,但這個是理想化的現世,是女孩所幻想的現世,但事實上現世充滿不幸,女孩無力面對,即使這些不幸的事有人知道,有人看見,女孩仍然只能祈求上天,能早日看見婆婆。那是一種幻想,還是一種逃避?在劇場裡,我們看到所謂「愛的希望」並不多,只有一丁點追逐幻想的奢望,上天並不是出路,極其量只是慰藉悲苦心靈的工具。

可能童話就是要讓人沉醉幻想,並不適合硬磞磞地去批判時弊。《賣火柴女孩》裡的舞台佈景、錄像、氣氛都得富幻想空間,但偏偏編劇要讓人反省社會問題,無疑破壞了其中的劇場美感,而且還要靠歌詞去表達劇情,摒棄語言的手法做得不夠徹底,令人隱隱有種不夠興味的感覺。

如果在聖誕節才演《賣火柴女孩》,讓演出徹徹底底地沉醉在虛幻感覺中,大概那種氣氛會更加動人。


2003年9月1日 星期一

《四川好人》形神俱備

相信是因為藝術以外的考慮,演戲家族改篇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劇作的演出《四川好人》居然會成為「國際綜藝合家歡」的節目之一,無疑令人有錯配之感。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對當代劇場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場刊裡卻沒有任何關於布萊希特的介紹,年輕的觀眾實在難以深入了解,他們大概會當成一般通俗音樂劇來看。娛樂性是足夠的,但難免有不少觀眾會因「國際綜藝合家歡」這個名堂,以為它是一齣普通的兒童劇而白白錯過了。這種出現演出與目標觀眾錯配的現象,不論在藝術上還是商業上來看,都是不必要的浪費。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演戲家族版本的《四川好人》不是要對布萊希特戲劇進行再詮釋,大概演戲家族也無意深入探索布萊希特的戲劇精神,他們著眼的反而是對音樂劇這門劇種的探求。不過,這也不代表演戲家族只是拈來《四川好人》的劇本作為一齣音樂劇的框架,在演出中,我們亦不難看到布萊希特戲劇的特點。

布萊希特的戲劇很重視歷史化(historification)和離異化(alienation),他認為傳統劇場把觀眾置在一個完全被動的位置,因此劇場不應一味力求寫實,而應從當代時空範圍以外取材,讓觀眾可以從一較抽離的位置作出批判,從而達到離異化的效果,歷史化就是其中一項最常用的手段,像在《四川好人》裡,場景設定在近代的四川,這就是歷史化的表現。回說演戲家族的演出,當中最能發揮他們的創作是音樂部分,現在這方面的表現是令人愜意的。高世章和岑偉宗的曲詞營造了一股恰到好處的中國味道,但同時又刻意加入了不少富現代感,像百老匯式音樂的流行節奏,以及不愠不火的口語化歌詞等等,均能讓觀眾置身劇場之內,欣賞之餘,不致完全投入那份熟悉的中國氣息之中,從而有效地造出「離異化」的效果。

布萊希特把自己的戲劇稱為史詩劇場,他認為劇場中的史詩(epic)應該是由對白和敘事以及不同的時空互相交替構成,在不斷更替的時空中,時而直述,時而呈現。現時演戲家族的版本歌唱與對白交替出現,場景跳接亦見流暢,能忠實地保留原來劇本中的特點,可惜有時為了營造幽默氣氛,在歌詞上作了些不必要的堆砌,讓人有冗贅之感,這個情況在上半場時尤為顯著。顯然是改編時略為過火之故。

不過總體來說,演戲家族的《四川好人》能平實地表現布萊希特的戲劇特點,亦不失音樂劇應有的豐富娛樂性,佈景設計簡約,尤其是旋轉舞台的構思,沒有百老匯式的堂皇,但更收意簡言駭之妙。在平衡忠於原著精髓、探討劇團藝術路向和表演豐富娛樂性三方面,《四川好人》獲得了不俗的成績。

(《大公報》200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