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打擂台》(Fight Night) 的戲橋只有一道:台上有五名演員,觀眾每人手持一部投票機,一人一票選出誰是勝利者。事前你並不知道你要選什麼,你唯一知道的就只有一件事:你有一票。當五名演員魚貫上台,各人身披如摔角手出場時所穿的深色斗篷,蓋住身體,只露出臉。摔角手以斗篷遮蓋一身橫練,以製造神秘氣勢,政治人物則是先不露餡,掩飾一切個人和政治素質,只露出一張我們都能在媒體和公開場合上一見認出的政客臉。因此民主的第一道詭計是:所謂投票,往往是以貌取人。觀眾在只知道演員長相的情況下,便被要求作第一次投票。而大家都不知道,這次投票到底有什麼意義。
2. 其實早在投票進行之前,觀眾就已被拋進這個巨大的政治遊戲裡。按主持人的說法,我們可以稱這個遊戲為「系統/制度」(system)。制度的弔詭,在於它會讓你好像在水裡游泳的魚一樣,當你還不知道水在何處,你就已經身在水中。演出甫開始,一個貌似專業持平的主持人走到台上,以測試投票機為名,示意觀眾向電腦系統輸入一些基本個人資料,例如性別、年齡、學歷、收入等。觀眾很快就明白,演員們將會大量使用這些資料作拉票和塑造政治立場之用,但現實世界中的人口普查卻是一種強勁的傅柯式(Foucauldian)治理工具。只有極少數民主國家是拒絕實行人口普查,而我們亦必須知道,全面掌握人民資料不只是極權政府的嗜好 ,民主國家的政客亦往往需要充份了解民情,才擬定攏絡民心的策略。換言之,即使在最純粹的民主制度下,所謂選票具有先驗自足的權力,實際上只是一道民主的詭計,因為在你投下神聖一票的很久很久以前,政客已開始計算你了。這個現象,我們有一個聲名狼藉的別稱:民粹。
3. 演員脫下斗篷,然後開口說話。我們發現,他們身為政治摔角舞台上的表演者,並沒有完全率性地坦露自己。只在開場白時,他們才有表現得有點率性,讓觀眾相信他們是來要讓觀眾了解自己,從而決定是否支持他們。可是人口數據是誘人的, 在主持人的誘導下,演員很快已急不及待去分析這些數據,看看自己可以向哪個族群討好落藥。政客沒有表現真我的權利,他們的天職,是把自己塑造成為值得人民支持的角色。以劇場隱喻政治,將政客看成演員,實在是天衣無縫。
4. 於是,數據主宰了整個投票遊戲的運作邏輯。觀眾和演員並之間不存在直接交流,而是隔著一道數據帷幕。在遊戲的稍後部份,我們將會發現這道數據帷幕會發揮更恐佈的力量,但即使在這個階段裡,觀眾跟演員皆在系統操作下失去了個人肉身。觀眾被簡化為一堆統計數據,而從台上看下去,演員看不到觀眾席上任何一張清晰面目,而只看到一些選項和百分比。而演員的任務,就是要將自己變成這堆冰冷數據的代表。
5. 第一次進行具有篩選效力的投票,是在演員們激昂陳詞之後。演員整合數據,並為自己設定角色,有人代表高收入男性,也有人代表年長女性,然後觀眾便參考演員的角色設定,按下投票機上的數字。沒有人知道每一個觀眾的投票準則,他們是欣賞演員的陳詞?喜歡演員的長相?還是純為讓戲能演下去而亂投一通?不知道。總之,我們最後只會得出五個伴隨演員的百分比,誰勝誰負,一目了然。且慢,大家似乎忘記了,民主原來是一個詭辯家,誰說我們不能以政治結盟來改變選票分布呢?在民主國家裡,組織聯合政府已是家常便飯,只要候選人多於兩人,落後者就可能拉攏對手,集腋成裘,打倒不過半數的領先者。人民先給政客選票,政客卻拿著選票作政治籌碼,繞過人民自行協商,整個過程光天化日,觀眾只能眼巴巴看著他們把本來並非得票最少的人篩走。當被篩走演員無奈步下舞台,在觀眾席上, 鴉雀無聲。
6. 剩下四人的時候,主持人再次要求觀眾敞開心扉交出數據。但這次不再是個人資料了,而是你的意識形態取向——有些不那麼政治的,例如你覺得成功人士應具備什麼條件?也有些是廣義政治的,例如你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暴力主義者、還是全都不是?如果觀眾就是社會,那麼這堆數據便不再是人口普查數據,而是社會學家對社會風氣的研究結果。問題是,這位社會學家未免太狡猾了,觀眾被要求回答一堆只有四五個選項的問題,他們亦只能以選項上的詞彙來描述自己 。例如當觀眾回答那廣義政治的問題時,就必須在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和暴力主義者三選其一,否則就會被歸類為無法分類(三者皆非)之列。人民再也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描述自己了。
7. 意識形態數據之誘惑,令政客也依樣塑造自己,這一點才最可怕。主持人收集觀眾數據,四位演員同時在台上一字排開,按著觀眾的選擇結果前後移動。當演員認為自己的選擇跟觀眾的主流選擇一致時,他/她前行一步;若是演員覺自己選擇了最少觀眾所選的一項時,他/她退後一步;其他的,就是原地踏步。最後,我們可以憑著演員的前後位置,辨認出他們的立場(或他們自我塑造的政治形象)是跟主流觀眾有多一致。在這裡,主持人突然引入了一對政治概念:多數(majority)和少數(minority)。所謂多數,就是走得最前的人;所謂少數,就是退得最後的一個了。稍後我們將會看到,意識形態數據的作用,根本不是要更仔細地了解觀眾的多元意見,而只是為製造「多數vs. 少數」這對簡單對立。
8. 更狡猾的是,主持人在投票之前還提出了一個十分挑釁的問題:「你信任多數嗎?」(Do you trust the majority?) 這條詭計的精髓在於,它根不是要了解民心取向,而是要製造社會分化。若多數人選擇信任多數,那就意味多數人的意見更為可取,「少數服從多數」是對的,我們亦大條道理把少數意見排除於外,社會亦勢將變成多數壓逼少數的角鬥場。反之,若多數人選擇不信任多數,那就意味著大多數人並不相信制度,他們只覺得「多數」不過是「制度/社會」製作出來的幻象。不論是哪一個答案,我們都會得到一個印象:任何以尋求共識為目標的理想,原來都是謊言,社會的本質就是分化。但這印象未必就是現實,而是主持人藉問題誤導觀眾的思考方向。
9. 第二輪篩選投票裡,觀眾的選擇不是四個,而是兩個:最前的人跟最後的人, 二選其一,勝方可以留下,敗方便被篩走。他們不代表某個特定族群,更不代表自己,他們只代表「多數」和「少數」這對抽象概念。更弔詭的是,其餘兩個奉行中間路線的演員,他/她們懂得韜光養晦,既不代表多數,又不代表少數, 反而能夠跳過這輪篩選,直接過關。問題是,我們為何只能在「多數」和「少數」之間作出選擇?
10. 終於剩下最後三人了。主持人首次安排了他/她們穿上更體面的衣服,更體面地坐在台上,更體面地展開辯論。可惜的是,在認(選)票不認人的所謂民主制度裡,任何更體面的東西都不過是門面功夫,而不是牽動民意的關鍵。在這一骨節眼上,主持人竟作了一次最大膽的嚐試:他放棄主持人身份,落場參與角逐。他的理由是:打破制度(break the system)。沒有中立裁判,奉行公平原則的角鬥場不再存在了,台上頓成一個奉行森林法則的政治戰場。當主持人(現在已是候選人之一了)跟其餘三人排並排台上,四人格局再次形成,第三輪篩選投票終於開始了。制度其實還沒有被打破,觀眾仍是躲在陰暗的觀眾席上,拿著投票機投票,「打破制度」不過是一個激進口號而已。可是,稍後我們便會知道,「打破制度」終會發生,即使未必由主持人(他或許在這一輪篩選中被淘汰出局,或許不)來完成,他卻為我們提供了這種想像。
11. 終於剩下最後最後三人了。觀眾愈來愈覺得不對勁,由始至終我們好像還不知道究竟為何要選?直至主持人不再存在,候選人才徹底露餡,表露他/她們所分別信仰的三種民主立場:一、所有人都應該選同一個人;二、大家都有選票來說「不」的權利;三、拒絕再玩這個被制度操控的遊戲。觀眾不再是選人了,而是公投制度。可是,在這第四輪的篩選投票裡,我們竟然可以投票選擇一個獨裁制度(選項一),或選擇一個廢掉投票制度的「制度」(選項三),民主的詭計亦應聲敗露了:「白痴!這是政治鬥爭!」
12. 一切舞台設定都是為了推向這樣一個戲劇高潮:佔台(occupy this space)。倡議選項三的演員先要求觀眾交出手中投票機,繼而煽動觀眾佔領舞台。「打破制度」的構想畢竟是誘人的,必然會有不少觀眾願意接受號召揭竿而起,拋下投票機衝上舞台。這一幕波瀾壯闊,也複制了現實中各個震撼人心的政治畫面(佔領廣場,佔領街路,對生於現世的我們還會陌生嗎?),可是,這是否表示佔台的觀眾都堅決站在反抗者的位置上?當然不,觀眾所打破的,與其說是劇中設定的選舉制度,倒不如說是「觀眾不可上台」這類劇場慣例。導演準確捕捉觀眾心理,觀眾樂見舞台上大出亂子,也想看看演員究竟如何收科。換言之, 所謂「反抗」,也是制度的一部份,一切都在導演的計算之中,佔台行動必會發生(大家不必擔心)。
13. 很抱歉,即使佔台成功(對此我們並未有何謂「成功」的標準),系統/制度卻未被動搖分毫。剛才堅決捍衛選票制度的演員(選項二)倏然在佔台人群之間出現,並走到台前,他/她背向人群,以堅定的眼神凝望著仍坐在觀眾席上的人們,然後說:「你們才是多數。」一場制度清算反制度者的大戲便正式開始了。這位演員要求仍手握投票機的觀眾在以下選項中作出抉擇:要佔台的離開,還是讓他們留下來?在制度眼中,佔台者不只是反抗者,更是一群不被制度承認的裸命(Homo Sacer),他們不再享有選舉權,去留卻由仍掌握選票的「多數」決定。在此,「多數」跟「少數」這對活寶再次被召喚,而我們也隱約聽到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不遠處喃喃地說: 「眾生平等,但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
14. 一齣政治摔角大戲就是這樣落幕了。隱在台邊幽暗處的電腦系統如常操作,一些觀眾仍安坐觀眾席,看著另一些觀眾呆坐台上,還有一些觀眾早已乾脆離開劇場。在戲的終局,穩站台前的演員以勝利者姿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何謂「多數」的終極解釋:多數就是一個在剛才所有投票選擇中皆選了最大百分比一項的人。例如:「一個單身,無神論的女性,34歲,月入HK$55,000,既非種族主義者,亦非性別歧視者,也非暴力主義者,而且她希望佔台人士離開。」(這是我所看一場的「多數」)這個代表終極多數的人,實際上並不存在,或者說他/她只是一個系統生產出來的虛擬公民。到此我們終於明白,民主的最後一道詭計原來是這樣運作的:多數是指共同體中所有成員的數大公因數。然而我們都知道,當項目(人數)愈多,最大公因數就愈少,最後變成「1」 。當社會分眾愈多元、複愈雜,民主就能以尋求共識為名,虛擬出一個不存在的「多數」。
15. 尚有更終極的一道詭計:劇場。演出甫開始,我就一直懷疑電腦系統有否作假,到最後我還是不敢百分百肯定。它是否如實反映觀眾意向,還是一直按劇本作弊,操縱投票結果?我身在劇場之中,根本無從得知。可能導演已預先編好了幾個版本,不管投票結果如何,演員亦可隨機應變,讓結局還是同一個結局。總而言之,劇場一直在欺騙我們,我們滿以為有選擇自由,其實都不過是導演的棋子。當然劇場歸劇場,大燈一亮,掌聲雷動,一切戲劇都煙消雲散,但現實政治這齣詭道處處的大戲,卻是永不落幕的。
(原刊於此:【link】)
2015年3月9日 星期一
2015年1月28日 星期三
洋蔥一樣的劏房現實:《我的50尺豪華生活》(重演)
「影話戲」的《我的50尺豪華生活》首演時獲多方好評,以規格更高的評論標準來看這次重演,我認為是必須的。事實上,《50尺》的吸引力在於形式與內容之間的有機結合和互相催化,即使是毫無心理準備的觀眾,甫進劇場,亦能馬上感覺到創作團隊對開發劇場空間的重視;當一個多小時的演出終結,再不敏感的觀眾亦會知道,《50尺》不只是一次劇場美學的實驗,還是一次人文關懷的展現:在一個劇場空間裡,再現現實生活中的劏房經驗。
《50尺》第一個最準確的設計是: 觀眾並不容許置身事外。方形黑盒劇場的觀眾席被撤去,觀眾可以——或是必須——在劇場裡不斷轉移位置,地上畫滿了住宅單位圖則,形成了一個個被假定的劏房單位,演出前半部份的劏房故事片段就在是這些空間裡發生。我不禁想起拉斯‧馮‧提爾( Lars von Trier)在電影《人間狗鎮》(Dogville)裡的激進形式實驗,只是《50尺》沒如電影般把這種形式玩盡,劇中不是每個片段都用到地上圖則,在部份片段裡,演員以走位和動作來表達這居住空間,是如何狹小得荒謬 。但其他的,演員跟地上圖則全無關係,這時劇場突然又變回一個沒有被清楚定義的空蕩空間,觀眾圍成一圈,或站或坐,觀看著演員敘述他們的劏房故事。
對於地上圖則怎樣設定空間的性質,我十分在意。在《人間狗鎮》裡,正是以類似方法把空無一物的拍攝廠嚴格定義為一個寫實場景,而《50尺》對此則比較寬鬆。從觀眾進入劇場,四處遊走閒逛,到演員魚貫在觀眾之間冒現,演出,另一演員又在另一處出現,引導觀眾轉向那邊。劇場空間到底是什麼呢,一直在改變,而唯一沒變的,是劇場由始至終都被定義為一個(半)公共空間。觀眾一開始就被邀請進入,跟演員共處一地,觀眾隨著演出一路熱身,不斷適應跟空間和跟演員的異常關係。可是,地上圖則卻一直未如《人間狗鎮》那樣將虛的空間粗暴地寫實化,只有部份演員借用圖則來敘述他們的戲,片段一過, 空間再度虛化,圖則的意義也被消解。如此一來,圖則本來強橫的意象被硬生生截斷,有時更對觀眾造成視覺上的搔擾。
不過,《50尺》的高潮並非在這個(半)公共空間裡發生,而是在空間中央的巨大木房裡。木房意象鮮明,就是一個劏房,木房四周被木板封死,觀眾看不見房內情況,但劇場一旁的巨大螢幕馬上以鳥瞰鏡頭映出房內的劏房實景,四個代表著香港地產霸權生產鍵上的角色:高官、地產經紀、室內設計師和劏房業主,全都化了小丑白臉,一同被塞進木房裡作真人show 表演。螢幕上不斷在一個鳥瞰,一個平視的鏡頭——而我嫌鏡頭變化太少了——之間互相切換,將他們如何藉地產霸權生產鍵,瘋狂地剝削基層居住資源的種種醜態,暴露在觀眾眼前。
這是劇中首次將劏房問題的社會根源揭露出來,但態度卻是一種犬儒的凝視。甫開始,觀眾對木房性質一無所知,之後才透過螢幕得知房內狀況,這正好複制了一般人在現實中認識劏房的程序:由知而不見,到看見被媒體影像所符號化和商品化的劏房景觀。到了這個階段,觀眾即使置身劇場,卻仍在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去觀看劏房:他們既看著木房不透光的圍板,又看著四個白臉在鏡頭下被肆意醜化和嘲弄。四人皆被描述為地產霸權的共犯,其中的權力關係也迅速被消弭:他們都是一丘之駱,觀眾自然可以置身事外,冷漠地消費著他們在火災之下死有餘辜的下場。
直至木房圍板被工作人員強行移走,四位演員早已卸去白臉,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在劏房生活的基層家庭,演出的能量突然被釋放。觀眾這才驚覺,他們一直都是旁觀者,如今一個徒剩支架的劏房大剌剌地立在劇場中央,觀眾既可看到這基層家庭的生活細節,也能看穿牆壁,看到對面的觀眾,觀眾跟這家人的「看/被看」關係,亦一併暴露。如此一來,觀眾再也無法置身事外了,劏房生活就如同洋蔥一樣被層層剝開,觀眾亦必得面對,自己原來都是偷窺者。
此幕是全劇高潮,偏偏又是最沉默,最壓抑的一場。一家四口生活在丁方大小的劏房裡,母親是長期病患,父親剛好失業,不巧業主加租,生活逼人令讀大學的兒子打算放棄學業,跟女友分手,以便專心打工。女兒則養成沉默的習慣,只在聽音樂和寫日記中才找到心靈安慰。如此一個乍聽陳腔的故事,演員演來卻是平淡中暗藏抑鬱。劏房生涯使兒女變得壓抑,女兒壓抑著語言,兒子則壓抑著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而在這模擬真實劏房的狹小空間裡,演員寫實地演著這一場戲,空間對演員身體的壓抑正與劇中人物的生活感受互相呼應,產生共鳴。尤其在甫開始同枱吃飯一幕,對白很少,四位演都是老老實實地曲著身子,縮起手腳吃著青菜淡飯,空間強大的壓逼感迅速引導演員入戲。此幕最堪玩味的是,劇場空間形式的激進實驗並未使演員的表演狀態走向形式化,反而令他們演得更貼近現實。
最後,全劇差不多就在這一幕戲的餘韻之中戛然而止。兒子最後走出家門,牽著本要分手的女友之手,慢慢離開劇場;沉默的女兒則躲在上格床的小天地裡,看著天花上的點點滲光,似乎擺脫了惡夢陰霾。可是,這個結局,叫我不禁猶疑了:那到底是希望,還是一個幻象,將把剛被揭開的潘朵拉盒子重新蓋上?
綜觀全劇,階級意識其實十分鮮明:站在地產霸權生產鏈上的角色被化白臉,是為醜陋的壓迫者;而劏房戶則是被同情的壓迫者,劇中被獲邀發聲的主體。這種因著人文關懷而衍生出來的二元善惡判斷,很容易把社會問題的複雜性簡化消解了。例如在那四個被醜化的角色中,他們是否就只有唯利是圖,而對劏房戶沒有絲毫憐憫之心?又例如當兒子和女兒各自找到舒緩生活困頓的避難所時,是否又意味著作為年輕一代的他們已經認命,不再敲問現實?
當然在如此亮麗的美學實驗成績下,我無意過份苛責創作團隊對挖掘問題深度的不繼之態。我必須指出,《50尺》的政治性,不在於擊中現實的核心,而在於它以一個簡潔有力的劇場方式,再現了我們的真實生活。所以當一名年輕演員身穿西裝,拿著宣傳單張和大聲公站到台上,聲嘶力竭地質問觀眾:有什麼可以約束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他其實跟整個戲一樣,對於如何消滅剝削和壓逼,並沒有任何答案。只是,藉著劇場,觀眾能夠跟劏房生活相遇,而不是旁觀和消費它,我就知道,這種對他者生活的體認,正是一種抵抗犬儒的強大力量。而《我的50尺豪華生活》的魅力,是它告訴了我,劇場居然仍然保存著這種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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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尺》第一個最準確的設計是: 觀眾並不容許置身事外。方形黑盒劇場的觀眾席被撤去,觀眾可以——或是必須——在劇場裡不斷轉移位置,地上畫滿了住宅單位圖則,形成了一個個被假定的劏房單位,演出前半部份的劏房故事片段就在是這些空間裡發生。我不禁想起拉斯‧馮‧提爾( Lars von Trier)在電影《人間狗鎮》(Dogville)裡的激進形式實驗,只是《50尺》沒如電影般把這種形式玩盡,劇中不是每個片段都用到地上圖則,在部份片段裡,演員以走位和動作來表達這居住空間,是如何狹小得荒謬 。但其他的,演員跟地上圖則全無關係,這時劇場突然又變回一個沒有被清楚定義的空蕩空間,觀眾圍成一圈,或站或坐,觀看著演員敘述他們的劏房故事。
對於地上圖則怎樣設定空間的性質,我十分在意。在《人間狗鎮》裡,正是以類似方法把空無一物的拍攝廠嚴格定義為一個寫實場景,而《50尺》對此則比較寬鬆。從觀眾進入劇場,四處遊走閒逛,到演員魚貫在觀眾之間冒現,演出,另一演員又在另一處出現,引導觀眾轉向那邊。劇場空間到底是什麼呢,一直在改變,而唯一沒變的,是劇場由始至終都被定義為一個(半)公共空間。觀眾一開始就被邀請進入,跟演員共處一地,觀眾隨著演出一路熱身,不斷適應跟空間和跟演員的異常關係。可是,地上圖則卻一直未如《人間狗鎮》那樣將虛的空間粗暴地寫實化,只有部份演員借用圖則來敘述他們的戲,片段一過, 空間再度虛化,圖則的意義也被消解。如此一來,圖則本來強橫的意象被硬生生截斷,有時更對觀眾造成視覺上的搔擾。
不過,《50尺》的高潮並非在這個(半)公共空間裡發生,而是在空間中央的巨大木房裡。木房意象鮮明,就是一個劏房,木房四周被木板封死,觀眾看不見房內情況,但劇場一旁的巨大螢幕馬上以鳥瞰鏡頭映出房內的劏房實景,四個代表著香港地產霸權生產鍵上的角色:高官、地產經紀、室內設計師和劏房業主,全都化了小丑白臉,一同被塞進木房裡作真人show 表演。螢幕上不斷在一個鳥瞰,一個平視的鏡頭——而我嫌鏡頭變化太少了——之間互相切換,將他們如何藉地產霸權生產鍵,瘋狂地剝削基層居住資源的種種醜態,暴露在觀眾眼前。
這是劇中首次將劏房問題的社會根源揭露出來,但態度卻是一種犬儒的凝視。甫開始,觀眾對木房性質一無所知,之後才透過螢幕得知房內狀況,這正好複制了一般人在現實中認識劏房的程序:由知而不見,到看見被媒體影像所符號化和商品化的劏房景觀。到了這個階段,觀眾即使置身劇場,卻仍在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去觀看劏房:他們既看著木房不透光的圍板,又看著四個白臉在鏡頭下被肆意醜化和嘲弄。四人皆被描述為地產霸權的共犯,其中的權力關係也迅速被消弭:他們都是一丘之駱,觀眾自然可以置身事外,冷漠地消費著他們在火災之下死有餘辜的下場。
直至木房圍板被工作人員強行移走,四位演員早已卸去白臉,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在劏房生活的基層家庭,演出的能量突然被釋放。觀眾這才驚覺,他們一直都是旁觀者,如今一個徒剩支架的劏房大剌剌地立在劇場中央,觀眾既可看到這基層家庭的生活細節,也能看穿牆壁,看到對面的觀眾,觀眾跟這家人的「看/被看」關係,亦一併暴露。如此一來,觀眾再也無法置身事外了,劏房生活就如同洋蔥一樣被層層剝開,觀眾亦必得面對,自己原來都是偷窺者。
此幕是全劇高潮,偏偏又是最沉默,最壓抑的一場。一家四口生活在丁方大小的劏房裡,母親是長期病患,父親剛好失業,不巧業主加租,生活逼人令讀大學的兒子打算放棄學業,跟女友分手,以便專心打工。女兒則養成沉默的習慣,只在聽音樂和寫日記中才找到心靈安慰。如此一個乍聽陳腔的故事,演員演來卻是平淡中暗藏抑鬱。劏房生涯使兒女變得壓抑,女兒壓抑著語言,兒子則壓抑著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而在這模擬真實劏房的狹小空間裡,演員寫實地演著這一場戲,空間對演員身體的壓抑正與劇中人物的生活感受互相呼應,產生共鳴。尤其在甫開始同枱吃飯一幕,對白很少,四位演都是老老實實地曲著身子,縮起手腳吃著青菜淡飯,空間強大的壓逼感迅速引導演員入戲。此幕最堪玩味的是,劇場空間形式的激進實驗並未使演員的表演狀態走向形式化,反而令他們演得更貼近現實。
最後,全劇差不多就在這一幕戲的餘韻之中戛然而止。兒子最後走出家門,牽著本要分手的女友之手,慢慢離開劇場;沉默的女兒則躲在上格床的小天地裡,看著天花上的點點滲光,似乎擺脫了惡夢陰霾。可是,這個結局,叫我不禁猶疑了:那到底是希望,還是一個幻象,將把剛被揭開的潘朵拉盒子重新蓋上?
綜觀全劇,階級意識其實十分鮮明:站在地產霸權生產鏈上的角色被化白臉,是為醜陋的壓迫者;而劏房戶則是被同情的壓迫者,劇中被獲邀發聲的主體。這種因著人文關懷而衍生出來的二元善惡判斷,很容易把社會問題的複雜性簡化消解了。例如在那四個被醜化的角色中,他們是否就只有唯利是圖,而對劏房戶沒有絲毫憐憫之心?又例如當兒子和女兒各自找到舒緩生活困頓的避難所時,是否又意味著作為年輕一代的他們已經認命,不再敲問現實?
當然在如此亮麗的美學實驗成績下,我無意過份苛責創作團隊對挖掘問題深度的不繼之態。我必須指出,《50尺》的政治性,不在於擊中現實的核心,而在於它以一個簡潔有力的劇場方式,再現了我們的真實生活。所以當一名年輕演員身穿西裝,拿著宣傳單張和大聲公站到台上,聲嘶力竭地質問觀眾:有什麼可以約束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他其實跟整個戲一樣,對於如何消滅剝削和壓逼,並沒有任何答案。只是,藉著劇場,觀眾能夠跟劏房生活相遇,而不是旁觀和消費它,我就知道,這種對他者生活的體認,正是一種抵抗犬儒的強大力量。而《我的50尺豪華生活》的魅力,是它告訴了我,劇場居然仍然保存著這種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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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對小津的致敬,叫cliché
梵谷身形高大,不似笠智眾的瘦小。但當他的一個眼神一張表情,在近鏡之下竟滲透著點點笠智眾的神色,我也禁不住莞爾了。
《小津風景》是一齣關於小津安二郎的劇場作品,裡面自然有很多cliché東西:笠智眾的老父形象,配上婉若的原節子,即成了一齣淡若無味的家庭倫埋故事。然後戲劇節奏緩慢平穩,大量小津式的低角度視點,還有一些小津式的街景空鏡。在舞台上,這些東西一應供全。不知就裡的觀眾可能會看得一頭霧水,我知道小津,也曾在某個青年影迷時期喜歡過小津,所以我便懂得笑——當然這笑並非嘲笑,反而是一種心領精會。而我也想像得到,當楊振業和胡境陽打算把小津再現到劇場裡,他們的嘴角大概也掛著類似的笑容吧。
我們常說,這樣的一種創作,叫「致敬」。而在影迷文化裡,致敬常常意味著戲謔,但戲謔卻不一定是嘲笑。在《小津風景》裡, 他們就是在做這樣一件認真的事:衷心致敬,態度戲謔,無意嘲笑。全劇始終瀰漫著一種懷舊氛圍,編劇胡境陽竟勇敢地將一個由《晚春》跟《秋刀魚之味》所混合成的小津式故事作本土移置,安放在香港的場景裡發生。其中除了老父與未婚女兒之的淡淡幽情,還加插了老父的舊式攝影鋪行將消失的情節。那是懷舊,也是傷逝,即使小津已是永恆,但迷戀電影的青春歲月亦隨著城市舊物一去不返。就這一點上,這一段戲,很胡境陽。
情懷主導著一切。沉溺的東西通常不好看,即使那種情懷有多真實,有多細緻。幸好《小津風景》並沒有沉下去,也沒有把那些cliché的東西玩得太過失控。戲中設計了很多後設和互文性的東西,讓那個港式小津故事的緩慢沉寂不會過分主宰全劇基調。導演楊振業繼續他的多媒體劇場實驗,這次他竟嘗試用幾部攝影機將那段父女故事拍成電影,並同步播在劇場裡播出,而觀眾卻是同時看到劇中故事,攝影人員控制攝影機,以及鏡頭之下的仿電影影像,三者共同構成一個整體性的劇場呈現,劇場形式與電影形式的有機互涉,是全劇最大的趣味。
這些鏡頭最初是著臨摹小津電影的獨特文法,低角度視點,主觀鏡式對話,中景鏡頭,作轉場之用的香港街景空鏡,電纜,招牌,還有舊樓等等。其中有些雖然做得不夠細緻,不夠小津,但這份意外的粗糙,反而叫我喜歡。而到了後半段,鏡頭狀態也發生變奏,首先是電影畫面由黑白變成彩色,似是暗示小津的電影生涯橫跨了黑白和彩色電影兩個時代。然後電影歷史繼續推進,鏡頭也褪去小津的鏡頭文法而進入故事當中,化成朋友為父親拍攝攝影鋪的記錄片,到最後,劇中角色更以掏出手機,拍攝自己的生活。於是,鏡頭終也成了一道隱喻:時代進步,舊事老去,小津即使永恆,我們的人生也要move on。這難道不恰是小津電影中的母題嗎?
小津說過,他是賣豆腐的,所以他只做豆腐。劇中同時間奏著小津的生平點滴。在他漫長的一生之中,肯定有不少片段能觸動到楊振業和胡鏡陽。我倒不大願意過份詮釋他們將小津從軍之事,跟他死前一些說話剪裁到戲裡,是否代表著他們對小津的評價。我更願意相信,他們其實是想擺藉此脫單純浮淺的著迷,希望跟這位電影導演作觀影經驗以外的對話,並以不同的敘事層次去呈現他們心目中的小津:小津生命中的某些奇妙時刻,他們對小津簽名式電影語言的臨摹,還有他們的戲謔習作。這些呈現,注定零碎而主觀,卻又必然是個人的。沒有人說過,像《小津風景》這樣一個以向電影導演的致敬為主題的劇場,定必要傳這導演的神。情懷這樁事,本來就是私密的。
戲的結尾是一段到鎌倉尋找墓園的戲。尋墓之舉本來也很cliché,但全劇由始至終,那個迷戀小津的主體——編劇/導演——一直隱匿著,是直至這一場戲裡,才正式登場。那就好像他們要在劇末署上名字,並告訴觀眾:這才不是小津的東西,而是我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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