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明光》的符號和象徵

這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現象：由傷殘人士創作或參與的藝術創作，人們很多時都會用鼓勵和體諒的角度去欣賞，而往往忽略了藝術作品本身是否達到某個水平，而大家也會覺得，傷殘人士的作品應該要對他們自身的身體缺憾作出反思和闡釋，總是難以用平常心去感受其純粹的價值。香港展能藝術會重演的《等待明光》，由兩位失明演員謝偉祺和保新誼主演，自然也無可避免地涉及到失明的問題，觀眾亦期望看到兩位演員利用劇場表達。這並不是「傷殘人士藝術」的本質問題，而是創作者和觀眾的集體慣性。這種情況對傷殘藝術家孰好孰壞實難下定論，但無疑大大影響了他們拓展藝術路向的可能性，這也許是他們的一大困局。

於是，《等待明光》就成為了「失明人士戲劇」，這是必然的定位。

《等待明光》是荒誕主義下，《等待果陀》濫觴的產物：兩個身分模糊的人，在一個不確定的時空裡，等待一個不知名的事件。在這個改編中，編劇卻為劇本下了一個很重的注腳：兩個人，一個先天失明，一個後天失明，他們所等待的「明光」，可以視為一個能令他們恢復(獲得)視力的機會。如此，戲劇的荒誕性被編劇著意的定位所淡化，而其主題 – 探討失明人士的本質和自我 – 卻明白地顯露了出來，《等待果陀》的虛無感消失了，徒剩下一個「等待果陀式」的戲劇結構，盛載著劇中別有所指的中心思想。因此，我們難以再以《等待果陀》的解讀方法去看這齣戲，而應該拆解劇中的一些符號和象徵。

舞台上保留了禿樹，但以大量的報紙覆蓋著整個舞台，堆砌成一個個的圍城，困著失明的主人翁，讓他們等待「明光」在星期日出現。在這裡，報紙和星期日均具有強烈的社會性暗示，象徵了現實中不斷重複的生活；兩位主人翁經常喋喋不休地說「男人加女人就是『好』字」這一比喻，又同時暗示了一些社會固有的價值觀。於是，我們可以相信，劇中欠缺了《等待果陀》對線性時間的淡化，卻呈現了現實世界裡，人們在重復而僵化的生活中營營役役的狀況，並被社會普遍價值觀所腐蝕，就正如社會會讓先天失明的人獲得視力，而忽略了他們對視力的看法。這一點與早前一齣翻譯劇《看不到的故事》(Molly Sweeney)有不少共通性，不過《看不到的故事》是人物刻劃，細緻而深刻；《等待明光》是符號象徵，深重而具批判性。

《等待明光》中，導演加入了不少元素，讓觀眾感受失明人士如何單靠聲音去認識世界，像長時間黑暗中的二胡聲、絮絮的撕報紙聲和刺耳的拉膠紙聲。只是這也不免落入「失明人士主要以聽覺認識世界」這一種一般人的想像中，劇中忽略了失明人士利用觸覺、味覺和嗅覺作為溝通媒介，這也算是另一種霸權思想，不幸跟劇中思想相悖了。

（《藝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