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6日 星期三

中產家庭的豆泥混戰

在經歷二十世紀歐洲前衛劇場的強大衝擊後,當代法國的「林蔭大道劇場」(Théâtre de Boulevard)仍維持著相當的生命力。這類作品大都是場景結構簡單,以濃度極高的機智對白和緊湊情節,呈現中產階級的生活面貌。而由於作品多在商業劇場模式支撐下公映,劇情即使會對現實社會和中產階級作出嘲弄,也是點到即,絕不會為觀眾造成過多的心理衝擊。

香港話劇團最近上演法國劇作家雷莎(Yasmina Reza)的新作《豆泥戰爭》(Le Dieu du Carnage),正屬於這類作品。在歐美兩大戲劇重鎮——倫敦的西區(West End)和紐約的百老匯(Broadway)——過去亦曾深受林蔭大道劇場所影響,同宗同源,難怪Le Dieu du Carnage在兩地上演之時均大受歡迎,並囊括了東尼獎(Tony Awards)和奧利弗獎(Laurence Olivier Award)兩大獎項。不過,即使如此,兩地的評論口風卻又不盡相同,紐約劇評人對此劇幾乎是一致好評,但倫敦劇評人則嫌雷莎眼高手低,開出了「文明」與「野蠻」對立的大命題,劇中卻偏偏只在中產階級生活細碎之處著墨,根本盛載不了其中的沉重。兩地評論的差異,似揭示了一個有趣的現實:在商業劇場和中產情調的邏輯之下,劇作家即使仍能創作出匠心獨運的佳作,卻難以在藝術上超越時代的枷鎖。

在劇情設定上,Le Dieu du Carnage一劇正是置放於當代文明社會的生活枷銷之中。劇作家的利害之處,在於她有能力把這些在生活中常常出現、看似細碎無聊的對白,以一種螺旋的進路編織而上,最終推展至高潮爆發。劇中敘述了兩對有教養的中產夫婦,為雙方孩子打架而展開和平談判,起初四人的談話看似平心靜氣,除了討論孩子打架的事,亦偶有閒話家常。但其實各人背後早已隱藏了互相對立的意見,只是在裹覆在文明外衣之下,在談判之時不便發作。劇作家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看似無關痛癢的小對白、小事情和小意外,使那些隱藏的對立和矛盾逐漸浮現。例如Michel偶然提及他丟了女兒的倉鼠、Alain經常在公務電話中提及藥廠的官司、Véronique談到她對非洲的特殊感情、還有Annette因嘔吐而弄髒了Véronique的畫冊,等等。而在這些瑣碎小事層層疊加之後,矛盾亦逐漸顯現,終至爆發。劇作家並沒有讓各人的爭拗一次過暴現,而時把四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編織梳理得清清楚楚。

起初,矛盾只是在兩對夫婦之間出現,雙方為孩子打架事件中哪一方需負責而各執一詞,及至意外小事情瀕生,四人的對立關係便變得複雜起來了。Michel和Véronique開始為誰發起這次聚會而發生爭執、Annette不滿Alain總是在打公務電話而不理家事,間接暴露了兩對模範夫婦背後的矛盾;但另外一些時候,Michel又會對Alain的弱肉強食言論深感認同、Véronique也故意在Alain面前數落丈夫、同時又會因Annette一句說話而把她的皮包扔掉,諸如此類。尤其在是全劇的後半段,整個劇情的鋪陳便有如一張電視連續劇的人物關係表,而其好看的地方,亦正在於精煉的對白和情節之中,劇作家將這張人物關係表畫得有如部落混戰一般栩栩如生。

或許正是這樣一張部落混戰圖,「文明」與「野蠻」的命題便被突顯出來了:像他們這樣的典型中產夫婦,其隱性關係居然是如斯愚昧,這也是此劇為何被視作要揭露中產階級偽善的原因。可是,正如倫敦的劇評人所言,劇中的所謂「戰爭」,其實都不過是中產生活中的雞毛蒜皮事,根本沒什麼大不了。香港話劇團的演出版本將劇名譯作《豆泥戰爭》,似乎正暗示了這些所謂中產階級偽善背後的「野蠻」本質,原來跟「細路仔玩泥沙」差不多,甚至比他們孩子的一拳一棍更加兒嬉。而中產階級背後的所謂「殺戳之神」(即原劇名之意),極其量也只會讓Annette「辣手」摧毀Michel和Véronique為客人而買的鬱金香而已,根本做不出什麼花樣。這是中產階級自以為最嚴峻的困境,也是對中產階級之懦弱最攻心計的調侃。

可以說,此劇並未如想像中那麼深刻沉重,劇作家雕琢出一個悲劇結構,但載負的卻不是任何悲劇性。《豆泥戰爭》的演出絕對是香港話劇團的穩定之作,導演和演員都沒有把演出調校得過於深刻,而維持著一種輕度的幽默和浮淺的明快。劇中舞台佈景外圍的「蠻方世界」意象太露,跟劇中的「中產內戰」調子格格不入,相對而言,四位演員卻保持著一種給觀眾見慣見熟的穩紥表現。其中,飾演Annette的彭杏英和飾演Michel的潘燦良收放較為自如,而飾演Véronique的陳煦莉和飾演Alain的高翰文則偏向平淡單調。可以想像的是,演出大致保留了林蔭大道劇場的風味,看得舒服,也不會為觀眾帶來過多的心理負擔。

(《信報》20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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