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日 星期日

自由聯想者的二重奏:《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

一部作品總會有一定的完整性,但任何創作的展開都必然是斷裂無章的,創作就是把當中的斷章殘句梳理出脈絡的過程。我們可以把《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視為潘惠森在創作《大汗推拿》時被耙棄的廢棄物,但意料之外的是,當他將這堆本來已掉進廢紙箱的殘碎意念起回加工,卻呈現出相當的完整性,而不像是左右拼湊的斷章殘句。

或者,此劇正好顯出了潘惠森的另一種創作意圖。觀眾常以為潘惠森一直迷戀於其「系列」創作時,誰不知他的「外圍創作」也足以構成別開生面的創作景觀。《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由兩部份組成,劇場裡所演繹的是自由行者大汗(陳炳釗飾)在尖沙咀巧遇李四(李鎮洲飾)的故事,而潘惠森則擔演朗讀者的角色,誦讀一段又一段自《大汗推拿》延伸出來的文字創作〈大汗推拿斷章〉。因此我們不免會以為,《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好像跟《大汗推拿》有某種主題上的密切關係。但我們其實也可以這樣設想:《大汗推拿》跟〈大汗推拿斷章〉是潘惠森在同一出發點上,用不同的方式說的兩個故事,它們之間本就不是互為呼應解釋,僅僅是一種創作上的「自由聯想」。《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的出發點則始於〈大汗推拿斷章〉的終結,文字中曾經提過大汗在多年後會遇到李四,由此延伸出劇場裡的演出。故此,我們與其把它當作《大汗推拿》的「外傳」或「外傳的外傳」,倒不如索性讓它在劇場中自由生長,成為一場自足的「自由聯想」。

事實上,《一個自由行的斷章殘句》沒有潘惠森之前大量作品中所共有的豐富意象,大汗與李四的一段故事簡單直接,線索分明,若不是加入〈大汗推拿斷章〉的互動朗讀,甚至顯得有點單薄蒼白。所以潘惠森擔當這個不太需要「演」的角色,就不是如往常很多作品裡一般,僅僅為了對全劇作「潘記出品」式的「簽名」了。劇中他處於一個貫穿全劇的位置,從開場時提燈引領兩位演員進場,在演出期間不斷穿插誦讀另一個故事,到結尾時熄燈離場,已令他從創作者進化為劇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

我們可以把全劇理解一場文字故事與劇場故事的二重奏:兩段樂章主次有序,劇場故事為主,文字故事居次。在劇場故事的推展過程中,文字故事則在潘惠森的調控下不斷插入,時而是回應,時而是共鳴,時而是干擾。有時劇場故事也為著文字故事的節奏所牽動而有所回應,例如當潘惠森引聲誦讀時,兩位演員會默不作聲,玩弄著手上的骰子和紙張,為文字故事營造出共鳴,或干擾;有時他們亦會有意無意配合文字故事的發展,做出看似互相呼應的動作。不過這些故事之間的回應、共鳴和干擾,並不能算是情節性,而僅僅是節奏性的。兩個故事看似有莫大的關連,好像分享著很多共同的意象和題旨,可以互相解釋,互為指涉。只不過很多時當我們彷彿把握到兩者之間的「關連」時,卻又會忽然發現它們好像根本互不相干。正如《大汗推拿》與〈大汗推拿斷章〉之間的「自由聯想」關係,劇中兩個故事的「關連」其實是一種「空指涉的關係」,也就是說兩個故事的「關連」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空意符」,所謂「關連」並沒有具體內容。潘惠森在訪問中說過,「我一直都希望可以跟觀眾分享這種東西。例如說,這杯咖啡的價值不在於它賣了多少,有多少人來買,而是在於你是否喜歡它。……我是第一次公開地,很直接地說明這件事。」或許所謂的「關連」僅是要表達這種「是否喜歡它」的「價值」,但我們也不必著眼於要解讀故事間的「關連」與這個「主旨」之間的深層關係,因為潘惠森的「道理」,已在大汗和李四的爭假錶事件,以及張三洗假鈔的事情中,說得一清二楚了。這種「關連」上的空洞,反而是激發出饒人回味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只可以被理解為藝術氣氛,而不是一種意義表達。

當你既喜歡一部作品,又能明白地說出它所要表達的意義,卻居然說不出其中的「關連」時,那就表示你已經完成了一場觀眾的「自由聯想」。



伽傌葉外的意象:《伽傌葉‧前行動》

彭家榮告訴我們,「十二緣起」中的「行」是一種記錄。在大千世界中,我們的行動會被記錄,或者應該說,是會留下痕跡。這並不是主宰或被主宰的過程,而僅僅是某些機綠巧合的相遇。因此,創作也是一種「行」,作品不是由創作者主宰,相反,創作只能反映創作者曾經在世界上行動,但創作者與作品之間,卻沒有邏輯實證論上的因果關係。

「行」也是「業」。彭家榮也說,他心目中的「業」並不是善有善報的折衷因果,「業」是一種單純的作用力,作用於物事的生滅過程之中,沒有道德判斷,也沒有主體性的本質。當彭家榮從Lokennath Bharttacharya的小說The Virgin Fish of Babughat 中得到啟迪,發展成一棵「伽傌樹」時,作用於創作中的「業」便由此得到顯現。

The Virgin Fish of Babughat中的佛學意味並沒有如此的強烈,反而這部小說更能讓人聯想到深刻的社會批判力。故事敘述了一個不知名的禁閉空間,困在裡面的男男女女通通都被脫去衣服,但他們卻能享盡用之不竭的物質享樂,以及毫無節制的性愛快感。這顯然是一個現代寓言,當中的寓意呼之欲出:它直指現代社會中的無形意識形態,如何蒙蔽著大眾的獨立意識。故事中的人無衣可穿,身上唯一能辨別身份的特徵被狠然剝奪,淪為社會中的一粒無意識的棋子。但最為可怕的,是人們對這種主體失落的狀態根本一無所知,在物質快感充斥之下,人們漸漸忘記了原初的自我,自願地沉醉於虛幻之中,不僅自以為已得到了理想生活,甚至還協助剝掉新來者的衣服。這個寓言框架,我們在《伽傌葉‧前行動》中仍能找到明確的痕跡。

但《伽傌葉‧前行動》的演出卻又令人產生兩個源流迥異的意象。其一是柏拉圖的洞穴比喻。這位偉大的古希臘哲人認為,一切能經驗到的事物,其實都不過是在陰暗洞穴中晦明不定的影子,真正的實在是在洞穴之外,被太陽照耀著的那個光明世界,也就是柏拉圖所講的「理型」。但我們對此根本毫不知情,因為我們都被捆綁在洞穴裡,以為影子才是真實。在《伽傌葉‧前行動》中,一個文字記錄者(嚴惠英飾)藉著記錄,重新回憶起早已遺忘的過去。如果我們把劇中的禁閉空間想像成洞穴,那麼這位文字記錄者的行動就不只是要在世界中留下潛行軌跡,而是通過「重新記起」獲取前行的動力。但吊詭的是,據柏拉圖所描述,一個從洞穴裡出走而發現真理的人,將會在回到洞穴之後被在洞穴裡的人殺死。如果輪迴是存在的話,就表示那被殺的人會重新困縛在洞穴之中,繼續誤以為影子是真實的。當文字記錄者漸漸憑書寫發現真理,她將會注定受到同伴的排擠,甚至可能被殺,這也就是說,妨礙前行的動力,讓禁閉狀態繼續循環不息,不是來自創造禁閉空間的人,而是來自被禁閉者自身。

由此又會產生出另一個無關的意象,就是魯迅的「鐵屋中吶喊」。劇中文字記錄者在末段呼喊出魯迅的名字,顯然她已從記錄中發現了她們的「鐵屋處境」,如此她便不再是陷於輪迴或回憶的循環裡,而是通過文字,或者該說是知識,的啟蒙而向上爬升,那是一種線性的運動。可惜的是,正如魯迅自己也意識到自身作為啟蒙者的局限一樣,鐵屋不一定牢不可破,但在你突破鐵屋禁閉之後,又如何能保證你不也是身處在另一個更大更無形的鐵屋之中?《伽傌葉‧前行動》的英文名稱是The Tree of Action Named K,K可以是「業」(Karma)的英文字首,也可以令人聯想到一個充滿卡夫卡式虛無感的K。「業」是一種作用,也是一種自身的狀態,你可能已經知道,也可能並不知道,其實你是正在被某種無法理解的動力所作用,但總又覺得無可名狀。我們自然可以用單純中性的因果報應去想像K,但這又令我們無法擺脫走向虛無的絕望傾向。

對於「業」,或K,我們並不知道,也不必追問。只是劇中要呈現的所謂「業」,是否僅能在創作者的創作機綠裡,和觀眾欣賞演出後的臆想之間尋找,卻無法在劇場作品中呈現呢?

2006年3月13日 星期一

別把人性想得太天真:《攻心》

真相有兩種,一種是看得見的真相,另一種是被隱藏的真相。真相沒有被顯現,往往都是人性陰暗面作怪。《攻心》要問的,正正是關於發掘被隱藏真相的問題。

「攻」,發掘也;「心」,是為真相。但這種真相,並不是客觀世界的現實,而是人心深處的秘密。《攻心》一劇表達了兩條關於「朋友之道」的信條:朋友之間在乎互相相信任,也在乎互相坦白。不過,現實是信條既互相矛盾,亦難以貫徹到底。譬如陳之明(凌紹安飾)知道鄭瑩安(英樹飾)是女同性戀,但一直沒有說,言談之間郤又處處顯出她的鄙夷。這不僅是對同性戀的價值判斷問題,還更說明了對朋友(或任何人)完全坦白,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

但《攻心》的主旨並不是這些。我們常常以為「坦白從寬」,尤其在友儕之間,就算犯了過錯,只要你願意坦白,真心的朋友總不會棄你而去。這根本就是一種幼稚的迷思,如果你相信「朋友之間在乎互相坦白」的信條,甚至要求你的朋友也一同遵守,當朋友當眾迫令你坦白,或者揭露你有所隱瞞時,只會令你無地自容,而不會因為你說出了真相而贏得友誼。你這時要面對的,已不是別人的目光,而是一個既需認同又要拒絕的矛盾自我。葉生平(鄭綺釵飾)不是為著被揭露她問過寧滿(鄭至芝飾)借錢而跟寧滿反目,而是因為她必須把自我的一部份暴露在人前供人審判,連她自己也是其中的審判者,無情地審判自己的不坦白,和自己的背信棄義。因此,在友誼的邏輯裡,真相是什麼並不重要,甚至連寧滿是否殺人兇手也不重要,真相如何被揭發才是至關重要。到底是自己主動說出來,還是被別人狠狠地揭發?前者代表坦白,後者則是不信任。在友儕之間,如果不坦白,如果不信任,那就等同於背叛,等同於出賣,換來的只有反目成仇。這才是劇中要說的。

之不過,不能信守「坦白」和「信任」的朋友之約,是否就注定要反目成仇?葉生平與寧滿只為寧滿借錢的動機而互相敵恨,雖然編劇提供了一個和好如初的虛假結局和一個互為陌路的真實結局,但我們只能把兩者視為人生交叉點上的平等選擇,所謂的「真實結局」只是編劇的選擇,而不是真正的人性。觀眾大可以因為相信「人間有情」而選擇和好的結局,亦可以有感於人性的醜惡而追隨編劇的抉擇。然而,現實根本不容許如此抉擇,對待曾經反目的朋友,我們怎能從容寬恕他/她?又怎能從容離棄他/她?編劇實際上只為我們提供了兩個極端而輕鬆的選擇,只有聖人才能凡事寬恕,輕鬆地原諒一個背叛過自己的人,也只有真正無情的人才可以對一個相交多年的朋友視而不見,甚至對之輕描淡寫地奚落一番,而毫不動心。現實畢竟是沉重的,編劇的結局不是對人性的悲觀,而是把人性想得太天真了。

(2006-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