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飛不起來的臨流鳥

作家董啟章在回憶九七前後的一些創作時發現，當年曾經一度出現的香港考古熱，近年已漸漸沉寂下來，他不肯定那究竟是因為媒體的焦點轉向，還是大家的興趣已不再在那些帶有政治性的考古論述之上。董啟章的觀察大概是對的，但這未必就是因為近年香港缺乏重要的考古發現。身為作家，他所關心的自然不是香港的考古成就，從他在九七前後所進行的一系列創作中，可以看出他關注考古事業，乃是源於他對「重寫香港史」的熱忱之情。

歷史本身的應該是中性的，但對歷史的理解往往是充滿各種立場和觀點的。「重寫香港史」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觀點陳述，我們自然不會用「讀史」的方式去閱讀董啟章的《地圖集》和《V城繁勝錄》，反而會更加關心，他所理解的「歷史」到底是怎生模樣。九七前的考古熱，畢竟只是標誌著一種政治態度，「考古」的標目不是要考掘歷史，而是要藉著考古學式的思考去突破關於「九七」的各種陰霾，為所謂的「香港人身份」設下一個想像框架。

所以，在「身份」這個問題上，「考古學上的隱喻」往往比「真實的歷史事件」來得重要得多，而「臨流鳥」正正是這樣的一個隱喻。臨流鳥喻意無根飄泊，終生飛翔而無家可歸。在十年前的劇場作品《飛吧！臨流鳥，飛吧！》裡，臨流鳥就被詮釋成香港人的「始祖」，他/牠們本是以這個海鳥為家的輋族人，後來卻突然消失在香港的歷史敘述之中。而在現實生活中，赤臘角的確曾經出土過輋族人的遺址，不過在興建新機場時被徹底鏟平了。劇場裡的這種史實與想像的耦合，無疑就是九七時代香港人對身份想像的最佳寫照。

當年《飛吧！臨流鳥，飛吧！》好評如潮，乃是因為作品能藉著「臨流鳥」的隱喻來提升香港身份問題的思考，在充斥著各種沉悶政治論調的時代裡，這可謂是一股清泉。但十年回望，當年震撼著一整代人的隱喻，今天是否仍然適用？在最近公演的新版《飛吧！臨流鳥，飛吧！──消失的翅膀》之中，導演陳炳釗希望透過重演來回顧自己的生涯，也藉此再度重提「考古」這一命題，試圖延續十年前的思考路線。但另一位導演張藝生卻以一個比較年輕的身份，希望在演出中尋找新舊材料的對話。

但十年人事，陳炳釗和張藝生的意圖終於都落空了，我們不得不承認「臨流鳥」最終只是一個關於「九七」的隱喻，而不是「香港」的隱喻。新版中保留了大部份舊版的表演結構和內容，卻沒有為新版賦予全新的歷史意義，唯唯是加插了一些在這十年間才出現的新文化符號，像「SARS」、「七一」、「CEPA」和「自由行」等。我們在劇場裡所看到的，彷彿就是一個「十年後的九七」，符號和圖騰改變了，但所指涉的依舊不變，依然是那一份被過度詮釋的無根感。

於是劇中對所謂「香港人身份」的反省，便出現了十年的時空錯亂。如果十年前對遠古歷史的追尋，是希望從英國和中國之間的夾縫逃脫出來，透過回溯「香港」的真正來源，消弭或無輕「九七大限」所帶來的無根感，那麼在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不再有什麼「大限」、什麼「夾縫」的時候，重提「臨流鳥」的無根隱喻，到底又意味著什麼？

或者，臨流鳥的出逃和回來，就正如陳炳釗所說，根本就是他個人的生活思考，而不是什麼香港人的集體隱喻。在十年前的舊版之中，年輕演員參與創作的成份很高，但在新版裡卻再也無法清楚聽到演員的聲音了。劇中所呈現的身份想像，已演化成一個「九七」圖騰，深深植根於深為「九七」所惑而焦慮不安的那一代人心裡，但對於年輕一代來說，這個「九七」圖騰根本不算什麼。正如一位年輕演員說，「九七」早已寫在教科書上，大家早就習以為常。身為中國管治下的香港人，本就是年輕一代的生活前提，既無容置疑，也毫無焦慮可言。他們大概不會對《消失的翅膀》會有真切的認同感，因為演出已將「歷史」牢牢困在舊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裡，「九七」、「身份焦慮」、「無根感」等通通都被圖騰化，然後被簡單地說成是「我城」的共同命運，供給那一代人細意懷念。

因此《消失的翅膀》失諸交臂，跟香港現今的身份問題一樣，正是由於舊一代人無法接合不同的「代」之間的「集體回憶」，從而為香港建構出一套完整的歷史圖像。在新版裡，加入北京人何凡一角可說是神來之筆，在劇中他曾經說過，他對上三代都是在北京生活，北京的歷史早已深烙在他的生活之中。如果將北京和香港作一次「雙城記」式對照，我們就會發覺，香港「代」的數目原來未必不夠形成一股堅實的歷史感，畢竟我們大都已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香港的問題，或者就正如文化人朗天所說，乃是因為文化的新陳代謝速度太快，每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都是各自表述、互相隔絕，無法薪火相傳地累積下去，上一代人所念念不忘的生活，下一代人則會棄之如屣，甚至視若無睹。香港的文化，一直保持恰如其分的淺薄。

「因為遺忘，所以了解」。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而是能在生活中切實地累積下來的文化感和歷史感。遺忘了某一代人的歷史鬱結，我們才能從更宏觀的角度，反省我們的生活，了解我們的歷史，如果這個「我們」是代表著所有「香港人」的話。

(《信報》200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