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5日 星期二

安,非她命,也非它的劇場語言

英國劇作家Martin Crimp說過,Attempts on Her Life是他寫得最愜意的劇本,原因是他可以不用刻意經營角色性格和線情敘事。這個劇本的主題是關於說故事,一個不曾出現的被敘述者Anne,如何在不同情境裡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敘述,劇中最令人咄咄稱奇的是,Anne並沒有在反覆敘述中變得面貌清晰,反而愈加模糊。她可以是失愛女子,是色情片女星,是行為藝術家,是恐佈份子,是自殺的旅行家,是支解案的女死者,甚至是一部新款名車。這些互不相干的故事敘述並非要呈現一種羅生門式矛盾敘事,觀眾由此至終都沒有要求找出Anne的真身,相反,在Martin Crimp巧妙的語言佈置之下,Anne的面貌千變萬,她可以是一個真實的人,一種集體意識,一件物件,一些事情,甚至是一個概念。沒有人(包括編劇)需要為呈現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和故事負責。

因此香港話劇團把Attempts on Her Life排演成《安‧非她命》,是一場兩邊開弓的巨大冒險,它既在測試香港話劇團恆常觀眾的接受能力,也在挑戰團中演員在表演上的慣性。 場刊中有一篇簡介「後戲劇劇場」(Postdramatisches Theater)的短文,試圖把《安‧非她命》定調為一齣向觀眾提供全新戲劇經驗的作品,換言之:他們不僅是要把一齣英國劇翻譯給香港觀眾看,更是要把一種有別於一般觀眾所習以為常的新戲劇方法帶給他們。一般觀眾習慣於有具體情節敘事和清晰角色刻劃的戲,這十分接近於過去香港話劇團對其目標觀眾的想像。而Attempts on Her Life對這種觀眾觀劇習性的挑戰,則主要來自兩方面:說故事的方式,跟說對白的方式。劇中以不同人透過說不同故事來共同建構 Anne的形象,這種塑造人物的方法相信不難理解,因此真正考驗觀眾的反而是:Martin Crimp究竟如何在這十七個場景中,創造出十七種異常的劇場語言。

「Attempts on Her Life」意譯可為「對她的生命有所企圖」,至於企圖做甚麼,正是Martin Crimp所要說的故事了。過去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曾把此劇譯作《幹掉她》,並作選段讀劇,而這次演出的劇本翻譯岑偉宗則玩食字譯成《安‧非她命》,兩譯名表面上皆指向角色Anne的死亡或缺席,實際上Martin Crimp更想以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一個當代意義下的說故事行為,究竟是如何建構被陳述者的形貌?在原劇本開首裡,Martin Crimp引用法國後現代理論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一句話:「沒有人能直接經驗那些事件的真正因由,但所有人都能接收到它們的影像」(‘No one will have directly experienced the actual cause of such happenings, but everyone will have received an image of them.’),而他亦對導演和演員作如下要求:「這是一個由一群演員演出的作品,演員的組成方式必須能反映劇場背後世界的組成方式。」(‘This is a piece for a company of actors whose composition should reflec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orld beyond the theatre’)《安‧非她命》的導演馮蔚衡起用了十二名演員的龐大陣容,大量運用即時投影錄像作演員臉部特寫,又或者把一個攝錄機方在演員面前,模擬現場錄影,於是在很多場次裡, 劇本中所沒說明的場景都被設計成當代影像媒體的再現。例如「父母」(Mum and Dad)一場是一個家庭在鏡頭前向說Anne的故事;「粒子物理學」(Particle Physics)裡把場景改寫為一個無聊港式電台清談節目,並為此杜撰了一些劇本所無的對白;「AV」(Pornó)則佈置成日本AV女優的訪問。如此處理,似乎亦暗合了布希亞式的當代媒體想像,即媒體再現的是一種不真實的擬像,但擬像背後卻無真實可言。

不過,這種以當代媒體想像(甚至批判)作為場景化策略的導演調度,還沒有抓住全劇的核心。Attempts on Her Life不只要以劇場批判媒體,更是要追問劇場敘事的種種可能性。原劇中幾乎所有對白都沒有指明說話者是誰,而只用破折號「——」來區分不同敘事者的對白,這種對敘事者身份的留白既為導演留下極大的詮釋空間,也要求導演必須從對白的蛛絲馬跡中,重新把不確定的敘事者身份固定下來。例如在「意識形態之愛情悲劇」(Tragedy of love and Ideology)、「共同信念」(Faith In Ourselves)、「無題(100字)」(Untitled (100 Words))及「冰鮮」(Previously Frozen)這些場次裡,導演都把對白分配給多位演員說出,形成多人對話的場景。不過,由於對白不少概念化的思辯內容,或感覺抽離事件陳述,敘事者是否還一個真實具體的人物,也變得疑點重重。這對慣以史氏表演方法的香港話劇團演員來說,難度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大多為敘事角色添加一些人格化元素,如情緒、表情等,使對話說起來更加有血有肉。他們多傾向進入角色,進入情緒,尤其對幾位資歷較深的演員來說,他們演得特別用力,只是劇本來就缺乏對角色的描述,難以作深入的人物分析,他們多滲雜了「本色」演法,務求把空洞的角色注滿,於是辛偉強在演辛偉強,而雷思蘭也在演雷思蘭。這種演法,觀眾自然較易接受,也不難從演員身上找到人物的血肉,但卻把劇中去角色化的敘事策略消解了。

整體而言,《安‧非她命》有一種走向穩定的美學傾向:把敘事主體人物化,把場次情景化,把詩化語言具象化,等等。例如不少場次裡都有一個「Silence. In the silence:」的舞台指示,伴隨就是一段有別於一般對白的文字,導演必須予以情景化和具象化。「父母」中的是幾段跟前文後理無關的獨白,導演把它們設計成了幾段外國人的錄像;「無題(100字)」中包含了大量無連貫性的單詞,劇中則變成了幾個局外敘事者的抽離念白。另外, 在「全球恐怖主義TM 威脅」一場中,三名演員在說話時, 螢幕上同時投影出他們的表情特寫,情緒便隨著演員的愈發投入而一路上升。可是,此場最值得注意的語言策略,卻是Martin Crimp 別出心裁地在諸如Barbie、Vogue等品牌名稱上,連同「神」(God)一詞之上,加上商標(trademark)符號「TM」 ,這顯然呼應著此場題目中「全球恐怖主義」上相同的商標符號,恰恰是對全球消費文化的嘲弄。導演安排了一名演員在旁讀出「trademark」一詞,同時又再螢幕上閃過「TM」的字眼。然而,三名演員的念白過份搶戲,也過份賁張,致令這個設計效果不彰。

英國戲劇批評家Aleks Sierz認為,Attempts on Her Life最精采之處是它「極盡冷漠和嘲諷之能事」(iciest and satirical best)。《安‧非她命》中把嘲諷表演化的場面不多,例如「個鏡頭愛你」(The Camera Loves You)的歌舞、「全新Anny」(The New Anny)的汽車推銷廣告、或「粒子物理學」的電台節目,綜藝節目化的演釋有一定喜感,卻未有清楚突顯劇本中對當代世界文明的冷嘲熱諷。 至於在「N 關係」(The Girl Next Door)一場裡,原劇本裡沒以破折號「——」標示多行像詩句一樣的文字,表示那不應被視作一般對白。於是翻譯便把此場的文字意譯改寫,並譜上輕快曲譜,三位女演員聲線妙曼,卻失卻了原劇本文字裡的硬朗節奏和冷峻調子。畢竟劇中涉及的當代性議題多不勝數,而Martin Crimp 又在語言策略上給予導演極為繁雜的大難題,《安‧非她命》必須在「翻譯的本土性」跟「劇本劇場性的有效呈現」之間作出嚴峻的掙扎和調解,結果是翻譯者和導演都選擇了比較安全也比較入屋的做法,而未有介入更多舞台調度手段,把一些一般香港觀眾可能不太敏感的國際政治議題突顯出來。

對於Attempts on Her Life這種開放但不是絕對自由的文本,雖不至於只有一種絕對正確的詮釋方法,但總有一些理解方式是必然錯誤的。導演的介入,本來就是一個閉合文本的過程,正確的閉合,能呈現潛藏文本的劇場性;而錯誤的閉合,則只會把文本應有的開放性和含混性都燙平掉。《安‧非她命》的譯、導基本上仍屬正確的一種,只是稍嫌謹慎了些。

(原刊於此:【link】)


2014年7月14日 星期一

聆聽,還是旁觀?

有一種環境劇場叫「漫步劇場」(promenade theatre),觀眾被拒絕安坐在觀眾席上,而必須跟著演出者在空間裡漫步移動。「小息Littlebreath」的《靜默。邊境族》在悶熱夏裡的牛棚12號單位中演出,廢墟般的場地,象徵著一個不在世界視野的邊境之域,觀眾被邀請進入,沿著演出者步伐闖進遠方的暴力事件,直接感受苦難。編導陳冠而所出的題目是:為什麼我們要聆聽遠方的暴力故事?而整個演出則在「如何說他者故事?」的思辯中展開。

守著消失語言的老人、檢查站上看著百姓被殺的軍人、因種族仇恨而被姦的少女、還有逃避極權的流亡者,每一個故事都指自現實世界的苦難:巴勒斯坦,土耳其,西藏,一個個遠方的邊境地名,都鑲嵌在整個演出裡。他們沉默而必須被述說,於是陳冠而便借用了劇場裝置、文本和形體,試圖把牛棚12號單位改造成遠方之域,好讓觀眾直接經歷那陌生而沉重的故事氛圍。在調度上,片段式敘事在不同演出空間中呈現,觀眾必須跟著故事亦步亦趨,每個場景,表達手段繁多,意境豐富,效果上是相當可觀的,這也顯出這位年輕劇場編導已有相當的劇場駕馭能力。

可是,她的野心畢竟太大了,各種劇場元素各自發展,卻未能有效融合,有時甚至互相排斥。四位演員背景迥異,他們在處理半詩化敘事半對話式的文本時,狀態高低深淺,有時落差頗大。身兼編舞的李思颺,形體表演過於自覺,而另一演員鄭佩嘉則太過入戲,往往把本來凝煉的空間氛圍撞破,消減了觀眾、表演者和空間之間的共性關係,使觀眾突然從邊境空間中脫身而出,退回單純的旁觀者位置。

於是陳冠而本來的題目也就變得曖昧了。她的意圖似乎是,觀眾得在這個劇場化的空間裡體驗遠方真實,再返回自我,觀照自身。可是她在長期旅行中對邊境族所產生的感觸,既是她的創作動力,也是她未能沉澱思考的障礙。劇中有一段巴勒斯坦詩人Rafeef Ziadah錄像,表達了旁觀者之眼怎樣把遠方的真實壓縮成抽離的故事。陳冠而洗盡渾身解數,要把這些觸動她的故事娓娓道出,竟不意應驗了詩人的詰問:她把這些煽性故事都景觀化了。觀眾只能跟著演出者的步伐,對遠方暴力駐足旁觀一番。

(《香港經濟日報》2014-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