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性的散亂︰《流浪在彩色街頭》的錯配

如果說演音樂劇是香港舞台劇界的一個潮流，倒不如說音樂劇是一種較易取悅觀眾的劇種。對於普羅觀眾來說，音樂劇的吸引力始終在於：曼妙的音樂設計、賞心悅耳的主題曲、豐富的舞台視效、聲色藝全的演員技藝，但最重要的還是音樂、舞台與演員三者之間的眉來眼去。舞台演出到底是整體的藝術，無論主題曲如何動聽，若觀眾在演出過後聯想不到音樂襯托下的舞台表現，音樂劇只會淪為一張唱片而已。

作為一齣音樂劇，《流浪在彩色街頭》的最大缺失是它誤選了以音樂劇形式去承托一個禪性的故事。事實上編導的意圖十分清晰，是要藉故事和音樂帶引出禪性。劇中的故事性並不強，開始時在兩位主角Camel(陳曙曦飾)和Amanda(廖淑芬飾)的引領下，呈現出一種怖慄懸疑的氣氛，但發展下去，情節推展變得微不足道，尤其是下半部當他們越獄成功後，來到一條能避過獄警追捕的街道，故事情節似乎不再有任何明顯發展，而是轉入一種「果陀式」的等待和漫長的內心鬥爭。他們要等待回家的巴士，象徵了解脫自身殺人行為的罪惡感，但解脫之路的障礙卻是他們內心的心魔，他們多次與巴士失諸交臂，都是因為其內心交戰，如Camel要阻止一名同是叫Camel的父親打罵兒子，又或者要制止Amanda的永無休止的殺人惡行等。從劇終一幕可以知道，編導很有意識地把Camel和Amanda的個體性淡化，他們可以被理解為同一個人的兩面，但亦可以把他們看作萬千諸相的兩種，Camel亦父亦子，Amanda亦母亦女，他們的關係不只是心理上的對立，而是在六道輪迴中的幻變形態，一天他們仍呈現出Camel和Amanda的差異，一天這個他/她(這個他/她誰也不是，但也可以是誰也是)也不能得「悟」而永脫轉迴。最後他/她悟得所謂「真本相」，等待巴士已經不再具有意義，因為所謂「家」 - 「本相」早已存在於此間，也就不需要「回」了。

不過，在以娛樂性為先的音樂劇所規範下，這些禪性的解讀根本無法得到伸展。劇中的音樂創作尚穩可觀，但群眾演員的寡少和形體的單調乏力始終無法駕馭音樂表達，儘管陳曙曦和廖淑芬演出落力，卻不能突破傳統舞台劇演員的框架，一味以「壓台」姿態去維持其戲劇力量，高度忽視了音樂劇裡主角、群眾演員、音樂和情節四者之間的互動張力，令演出的悅目元素變得支離破碎，平白浪費了主角演員的用心和音樂創作的豐饒。而劇中具象徵性的元素雖然多不勝數，如象徵操控和主宰的木偶和砌圖板、表達諸相皆空的達叔/獄卒阿連/葉先生(李健偉飾)多重身分、妓女Mio(楊麗詩飾)構成的「普渡眾生」隱喻、等巴士和各種和尚的意象等，可惜由於禪性問題不易理解，這些象徵鋪陳出來，只有流於堆砌和散亂，離切入「悟」與「渡」等問題的真正核心尚遠，亦缺乏討論的力度。以音樂劇形式演出此劇，無疑是一種頗為錯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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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與成祖》與全球化

香港話劇團演《鄭和與成祖》自然不是偶然的事。自西方史學家提出，鄭和可能比哥倫布更早到達美洲大陸的論證，這段歷史突然變成史學界研究的熱點。適逢今年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鄭和這一名字甚至成為大陸文化圈炒作的對象，有關鄭和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各大小有關鄭和的展覽、研討會等亦紛紛在香港舉行，影響所及，演出《鄭和與成祖》一劇便顯得順理成章。然而，在這股潮流之中，鄭和下西洋的文化意義無疑遠大於其歷史意義，在全球化的風潮下，鄭和彷彿成為了在全球化的風潮下抵禦西方文化入侵，重塑中國文化自尊的象徵工具。當然我們可以將《鄭和與成祖》理解成編導對鄭和下西洋的純歷史詮釋，但不容否認，《鄭和與成祖》正在建構一個協助鞏衛民族意識的鄭和形象。

戲劇不是史歷，劇中的鄭和跟史學家所描述的鄭和到底有多大差異，其實並不重要。在全劇的首半部，編導為鄭和確立了一個飽歷劫難，但百折不撓的英武形象。鄭和(辛偉強飾)自幼慘受閹割之痛，雖然身為宦官，卻仍深受明成祖(高翰文飾)器重，然而一場又一場的腥風血雨，令鄭和再受「翻閹」之身心摧毀之餘，更失去了至愛的女人。在屢受打擊之下，鄭和遁然走入海洋，最後憑著無比的勇氣和堅持，成就了七下西洋的航海大業。然而，劇中卻暗藏了不少玄機，說明這個英武形象只是表面，鄭和這個人物其實根本不值得大書特書。鄭和之所以能在慘痛之中站起來，並不是靠其自身的堅毅不屈，而是深受到忠君愛國的迷思所魅惑，藍芸(黃慧慈飾)叮囑他不要拘泥於姓名、道衍(周志輝飾)贈他「大而化之」等言，都使鄭和築起了豁達的心態，但豁達的極致卻是不辨是非、愚忠到底，正如鄭和自己也明白，面對著成祖，「明白的要執行，不明白的也要執行」，他可能真的幹了一番偉大的事業，然而都只是「代天子出海」，他的堅毅，只能實踐於忠君愛國的行為之上。所謂天空海闊，可能是他鄭和自身的出路，也可能是他自製的鳥籠，但更可能的解釋，是他根本只是受到積壓了數千年的忠君迷思所蒙惑，以為自己可以完全自由地看世界，其實都是為成祖而做，於是，他到頭來仍是被無形鳥籠所困，至死不悟。

大抵《鄭和與成祖》要宣揚的，是一種世界大同的思想。只不過，所謂世界大同其實也不怎樣大同，正如現今廣被談論的全球化實際上也不怎麼全球一統。歷史記載鄭和下西洋是要宣示大明國威和向異邦表示友好，但劇中也強調了鄭和開拓新天地的航海野心，這明顯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論述背道而馳，似乎編導是受早前鄭和首先到達美洲大陸的論說所影響，因而挪用了西方的大航海精神到下西洋的壯舉上。以傳統的鄭和下西洋故事鑲嵌在現今全球化論述之中，一方面重塑了民族和文化尊嚴，另一方面卻又回應了中國走向世界的普遍渴求，又同時以宣揚和平友好的口號，避過了文化衝突和中國威脅論的陷阱。但如此詮釋，只會令鄭和變成空洞的民族英雄，簡化了在全球化框架中對「中國性」問題的深入思考，更可能會令鄭和的重造成為了服務官方民族意識的工具。

在舞台上，鄭和的身影沒有被肆意放大，只有在周記海(白耀燦飾)的演說中才變得偉大，正如在一般現代人眼中，鄭和不過是一個執行王命的歷史人物，卻被戲劇藝術演繹成一個為民族主義服務的象徵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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