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國平的《妞妞》不是小說,而是一本記錄人類最敏銳心靈的書札。它有一個很實在的副題 - 「一個父親的札記」。《當煙花盛放的五百天》的編導一休確實為這個演出選了一個難度很高的改編文本,他用了一最簡單直接的改寫方法,就是除了刪除一些非必要的內容外,便把故事和札記原原本本搬到劇場去,沒有為妞妞的一生按時序重新排列,甚至連書中的分節方法和敘述結構(即在說故事之間加插作者具哲理性的札記)也予以保留。事實上,編導能把演出控制得平實流暢,讓故事集中在妞妞和父親母親三人之間,配合了高度簡約的舞台風格,把原著中委婉哀樂之情溢於劇場裡,這實是最可觀的地方。
但札記以文字演繹,畢竟大異於劇場演出。文字與戲劇語言之間的落差,使原著中不少具哲理性的文札,在劇場只能以獨白形式表達,由於欣賞劇場演出不能像閱讀原著般,可讓觀眾/讀者對文本的理解有較長時間的醞釀和沉澱,於是在劇場版本中,不少精采的文札,藉演員之口讀,便往往流於濫情。如果能將原著的文字加以提煉而非僅僅是簡化和節錄,使之化更合適的劇場語言,其情感展現可能會稍為內歛,而做到哀而不傷的境界。
加入蔡愉穎飾演的妞妞一角,以代表命運多舛的小女孩發言,似乎是本劇必然的處理方法。三位演員的演出也著實樸實平穩,尤其是當蔡愉穎進入戲中「飾演」角色而非在外「說書」,例如學說話、玩小圓板等片段,三人配撘合度,絲毫不會因以成年人演小孩而有突兀之感,在寫意和肖真之間拿捏得相當準確。不過,原著中是以父親的視點敘事,妞妞的生命其實是父親眼中妞妞的生命,到底妞妞真正的內心世界怎樣的,從書中我們無從得知。依照這個方向,編導並沒有為妞妞這個角色加入更多新觀點,她仍然是父親的妞妞,結果,當演員從戲中跳出來說獨白時,也不過是父親的獨白,仍不是妞妞自己的觀點,其位置十分尷尬,亦削弱了加入演員演妞妞這一著的可塑性。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母親身上。原著中有一段對話是關於周國平和妻子雨兒在妞妞死後感到大家心裡有了間隔:
「那會兒你躲起來寫作,我真的覺得很孤單,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
「我寫妞妞不也是為了你?」
「不,我嫉妒你,因為我不會寫。我覺得我一無所有。」
雨兒不會寫,書中的雨兒也是周國平的雨兒,於是劇中的母親也未能呈現出完整的個性。這重三角關係一開始就注定是頭重尾輕了,除非編導願意為妞妞和母親加入新的元素,但這顯然不是他的意圖。
(《大公報》200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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