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健
抗爭也講氣質,《烏鴉,我們上彈吧!》一劇的強大氣場,來源於劇裡所展示出來的,一種絕對形式的抗爭。現實社會中的抗爭行為,總是講求公理、目標、策略和成效,但絕對形式的抗爭,卻是以「抗爭本身」作為抗爭的唯一目的,野蠻,瘋狂,不按章法,尼采式的勁度,而終至體現反抗能量的無節制溢出,遙遙回溯著戲劇作為先民儀式的古老力量,張狂,卻深刻。
《烏鴉,我們上彈吧!》寫於1971年,正值日本學運的黃金時代。故事敘述一群婆婆突然闖入法庭,表面上是要營救被警察拘捕的孫子們,實際上她們是要以其蒼老的身心,將抑壓千年的被壓逼者怨恨,來一次總爆發。這群婆婆佔領法庭,肆意嘲笑那些衣冠筆挺的法官和律師,脫掉他們的褲子,性騷擾他們,最後更判他們死刑。婆婆以佔領挑釁法律,挑釁建制,甚至挑釁道德禁忌,但她們同時又嘲笑兩個被捕孫子,跟他們所代表的社運傳統。她們厭倦孫子朗朗上口的抗爭口號,什麼反資本主義呀、反帝國主義呀之類,她們都視之為廢話。她們甚至不以「違反法律」的方式突顯法律的荒謬,她們根本就視法律如無物,視建制如無物,她們以剛猛姿態製造了一個無法無天的「例外狀態」——這不是阿甘本式,而是無政府式。
全劇幾乎沒有一處矯揉造作,導演蜷川幸雄大筆一揮,戲的能量馬上充斥整個劇場,但甚至輕易克服鏡框舞台的限制,把戲的小劇場神髓都演了出來。甫開始演員瑟縮在玻璃箱陣裡,然後煙霧突然擴散,瞬間舞台化作一個滑稽的法庭,一眾婆婆突然自四方八面湧入,觀眾來不及反應,法庭便被佔領了。蜷川幸雄招募業餘長者擔任演員,他們顯然未受過專業訓練,但在其粗糙的表演身段,沉積在衰老身體內的歷史感似突然被喚醒 。全劇以刀封的精光穿透現代社會的虛偽和腐化,而長者演員們卻演得張揚,淒美,力度完全來自其素人之率性。日式的幽默,日式的死亡,共冶於短短一小時多的演出裡。
劇中烏鴉婆反覆頌吟一句:「我們是被恥辱染成黑色的烏鴉。」並襯上婆婆們一身日本農婦打扮,揹在背上的父/夫/子的照片,父權結構壓迫年老女人的意象便呼之欲出了。全劇瀰漫著既回應政治又超越政治、既回應時代又超越時代的崇高感,在1960和70年代日本學運裡,學生矛頭通常指向美日聯手的資本主義體系,劇中婆婆造反姿態正好當時這種狂熱情緒的反映。然而,婆婆們以「被恥辱染成黑色的烏鴉」自況,顯然也觸碰到人類整體文明的深層缺憾。烏鴉象徵黑暗,復仇,幽靈的哀嚎,她們跟現世對抗,跟文明對著幹,毫無妥協餘地。而全劇的制高點,正在於它超克了火紅時代的現世情結,敢於思考一種更接近絕對形式的抗爭形態,也就是文明與野蠻的截然對立。電影《賽德克‧巴萊》裡的金句:「如果你的文明是要讓我卑躬屈膝,那我要讓你看見野蠻的驕傲。」以野蠻的尊嚴潰擊文明的偽虛,此劇作了一次完美演繹。
劇末婆婆殺死了意志薄弱的孫子,卻聽到另一孫子的革命宣言。孫子說,他們什麼都沒有,他們只有青春,只有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志氣。 如果婆婆們是一群回望歷史廢墟的烏鴉,那麼孫子就是吹向未來的進步之風。在這個本雅明的現代性意象裡,文明的救贖發生於歷史跟未來相遇的一刻,劇中婆婆逼迫孫子親吻她的身體,這個性慾和亂倫意義交叉的意象,終成了櫻花最後盛放的一剎那。當裸著俊美身體的孫子中槍身亡,婆婆們亦以她們最後的志氣作負隅頑抗,在警察武力清場下燦爛地死去。她們的身體紛紛倒下,卻突然化作一具又一具年輕的肉體。婆婆們在死亡一刻回復青春,在血泊中宣告這場絕對形式的抗爭終於結束。其死之壯烈,實在美不勝收。
許多年前,導演蜷川幸雄曾被一個年輕觀眾用刀挾持。年輕人問他:「你的舞台會談希望嗎?」蜷川回答說:「不談,因為希望並不存在。」年輕人聽罷,竟緩緩收起刀子。戲劇沒有大談希望的義務,可是,即使《烏鴉,我們上彈吧!》呈現出來的是不折不扣的絕望,他們仍會以深沉的聲音,告訴我們什麼才是希望:希望不在戲劇,也不在當下,而在過去跟未來相遇的一刻。
在黑色烏鴉面前,一切抗爭想像都太過膚淺了,我們必須為此感到羞愧。
(原刊於此:【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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