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31日 星期一

過份濁化的小譬喻:《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

對一個人的評價總不能只用三言兩語來講,尤其是偉大的人物,否則就不會有一部又一部的名人傳記傳頌於世。在《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中,聶魯達當然是詩人,但他又是一名左翼分子,更是左派政黨的領袖人物。不過,這種政治身份卻又顯示聶魯達是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愛國者。當然在意識形態對立的年代,政治立場跟愛不愛國基本上毫無關係,聶魯達對祖國之愛是來自他對這塊土地的愛、對土地上的人的愛、也來自他對詩歌、對藝術、對生命的愛。

那麼,黑島又是一個什麼地方?對聶魯達來說,黑島是祖國的土地,卻位處邊陲;黑島也是詩人接近大自然的地方,好讓他去熱切地「打譬喻」;但黑島更是詩人跟別人一起生活的地方。在這裡,他遇到郵差馬里奧,跟馬里奧建立起真摰的友誼,也見證世間最美麗的愛情正在發生。如果聶魯達的詩歌體現著一份人文的生命氣質,那麼,這份生命氣質就是來自他真切的生活,就在這黑島上。

於是,劇中的聶魯達應該是一個活在真切生活中的聶魯達,與世隔絕,沒有政治,沒有榮辱。他身在黑島,卻仍然能熱切地關注著政局發展,這都拜馬里奧所賜,一個把世界帶給他,也讓他通向世界的戇直郵差。如果說,詩人用他的詩歌引導馬里奧感悟生命,那麼馬里奧就是藉著他作為郵差的天職,將黑島上的詩人聶魯達,跟在沉重祖國上的偉大詩人和政治家聶魯達,實實在在地連在一起,並成就了他。

因此,這齣劇不應該是聶魯達的偉大傳記,而應該是,也僅僅是,一個詩人跟一個郵差的小故事,故事裡不應該有醜陋的政治、不應該有故作凜然的民族大義、也不應該有讓人透不過氣的個人榮辱,而應該只有詩歌、情誼和生命。

這正正是全劇調子是失衡之處,聶魯達跟馬里奧的情誼本身己是一首生命詩歌,為何劇作家偏偏要讓馬里奧擔當沉重祖國的譬喻?當然聶魯達對祖國之沉淪有著切膚之痛,他在全劇尾段朗誦出血洗廣場的悲闋,何等悲壯!但當馬里奧面對著瀕死的詩人,始終有點茫然若失,因為他並不明白,也因為他所關心的只有詩人,而不是祖國、民族和政治。馬里奧所要譬喻的,應該是一個生命的個體,應該是一段純真情誼的一端,而不應該是「偉大」劇作家的小譬喻,正如現實中的每一個智利人、或者中國人、香港人,都只會是自身的譬喻,而不是別的。

畢竟,繁雜得來渾成,才算真正上乘,否則簡約純化反而更好。要在中文語境裡演一個本身已不夠純淨的智利劇作,無論如何也必須面對詩歌翻譯和異國想像的困局,劇作調子的失衡,令故事裡的詩質被高度濁化,這是改編者始終無法好好駕馭的問題。

(原刊於此:【link】)

2005年8月23日 星期二

禪性的散亂︰《流浪在彩色街頭》的錯配

如果說演音樂劇是香港舞台劇界的一個潮流,倒不如說音樂劇是一種較易取悅觀眾的劇種。對於普羅觀眾來說,音樂劇的吸引力始終在於:曼妙的音樂設計、賞心悅耳的主題曲、豐富的舞台視效、聲色藝全的演員技藝,但最重要的還是音樂、舞台與演員三者之間的眉來眼去。舞台演出到底是整體的藝術,無論主題曲如何動聽,若觀眾在演出過後聯想不到音樂襯托下的舞台表現,音樂劇只會淪為一張唱片而已。

作為一齣音樂劇,《流浪在彩色街頭》的最大缺失是它誤選了以音樂劇形式去承托一個禪性的故事。事實上編導的意圖十分清晰,是要藉故事和音樂帶引出禪性。劇中的故事性並不強,開始時在兩位主角Camel(陳曙曦飾)和Amanda(廖淑芬飾)的引領下,呈現出一種怖慄懸疑的氣氛,但發展下去,情節推展變得微不足道,尤其是下半部當他們越獄成功後,來到一條能避過獄警追捕的街道,故事情節似乎不再有任何明顯發展,而是轉入一種「果陀式」的等待和漫長的內心鬥爭。他們要等待回家的巴士,象徵了解脫自身殺人行為的罪惡感,但解脫之路的障礙卻是他們內心的心魔,他們多次與巴士失諸交臂,都是因為其內心交戰,如Camel要阻止一名同是叫Camel的父親打罵兒子,又或者要制止Amanda的永無休止的殺人惡行等。從劇終一幕可以知道,編導很有意識地把Camel和Amanda的個體性淡化,他們可以被理解為同一個人的兩面,但亦可以把他們看作萬千諸相的兩種,Camel亦父亦子,Amanda亦母亦女,他們的關係不只是心理上的對立,而是在六道輪迴中的幻變形態,一天他們仍呈現出Camel和Amanda的差異,一天這個他/她(這個他/她誰也不是,但也可以是誰也是)也不能得「悟」而永脫轉迴。最後他/她悟得所謂「真本相」,等待巴士已經不再具有意義,因為所謂「家」 - 「本相」早已存在於此間,也就不需要「回」了。

不過,在以娛樂性為先的音樂劇所規範下,這些禪性的解讀根本無法得到伸展。劇中的音樂創作尚穩可觀,但群眾演員的寡少和形體的單調乏力始終無法駕馭音樂表達,儘管陳曙曦和廖淑芬演出落力,卻不能突破傳統舞台劇演員的框架,一味以「壓台」姿態去維持其戲劇力量,高度忽視了音樂劇裡主角、群眾演員、音樂和情節四者之間的互動張力,令演出的悅目元素變得支離破碎,平白浪費了主角演員的用心和音樂創作的豐饒。而劇中具象徵性的元素雖然多不勝數,如象徵操控和主宰的木偶和砌圖板、表達諸相皆空的達叔/獄卒阿連/葉先生(李健偉飾)多重身分、妓女Mio(楊麗詩飾)構成的「普渡眾生」隱喻、等巴士和各種和尚的意象等,可惜由於禪性問題不易理解,這些象徵鋪陳出來,只有流於堆砌和散亂,離切入「悟」與「渡」等問題的真正核心尚遠,亦缺乏討論的力度。以音樂劇形式演出此劇,無疑是一種頗為錯配的選擇。

(原刊於此:【link】)


《鄭和與成祖》與全球化

香港話劇團演《鄭和與成祖》自然不是偶然的事。自西方史學家提出,鄭和可能比哥倫布更早到達美洲大陸的論證,這段歷史突然變成史學界研究的熱點。適逢今年是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鄭和這一名字甚至成為大陸文化圈炒作的對象,有關鄭和的書籍如雨後春筍,各大小有關鄭和的展覽、研討會等亦紛紛在香港舉行,影響所及,演出《鄭和與成祖》一劇便顯得順理成章。然而,在這股潮流之中,鄭和下西洋的文化意義無疑遠大於其歷史意義,在全球化的風潮下,鄭和彷彿成為了在全球化的風潮下抵禦西方文化入侵,重塑中國文化自尊的象徵工具。當然我們可以將《鄭和與成祖》理解成編導對鄭和下西洋的純歷史詮釋,但不容否認,《鄭和與成祖》正在建構一個協助鞏衛民族意識的鄭和形象。

戲劇不是史歷,劇中的鄭和跟史學家所描述的鄭和到底有多大差異,其實並不重要。在全劇的首半部,編導為鄭和確立了一個飽歷劫難,但百折不撓的英武形象。鄭和(辛偉強飾)自幼慘受閹割之痛,雖然身為宦官,卻仍深受明成祖(高翰文飾)器重,然而一場又一場的腥風血雨,令鄭和再受「翻閹」之身心摧毀之餘,更失去了至愛的女人。在屢受打擊之下,鄭和遁然走入海洋,最後憑著無比的勇氣和堅持,成就了七下西洋的航海大業。然而,劇中卻暗藏了不少玄機,說明這個英武形象只是表面,鄭和這個人物其實根本不值得大書特書。鄭和之所以能在慘痛之中站起來,並不是靠其自身的堅毅不屈,而是深受到忠君愛國的迷思所魅惑,藍芸(黃慧慈飾)叮囑他不要拘泥於姓名、道衍(周志輝飾)贈他「大而化之」等言,都使鄭和築起了豁達的心態,但豁達的極致卻是不辨是非、愚忠到底,正如鄭和自己也明白,面對著成祖,「明白的要執行,不明白的也要執行」,他可能真的幹了一番偉大的事業,然而都只是「代天子出海」,他的堅毅,只能實踐於忠君愛國的行為之上。所謂天空海闊,可能是他鄭和自身的出路,也可能是他自製的鳥籠,但更可能的解釋,是他根本只是受到積壓了數千年的忠君迷思所蒙惑,以為自己可以完全自由地看世界,其實都是為成祖而做,於是,他到頭來仍是被無形鳥籠所困,至死不悟。

大抵《鄭和與成祖》要宣揚的,是一種世界大同的思想。只不過,所謂世界大同其實也不怎樣大同,正如現今廣被談論的全球化實際上也不怎麼全球一統。歷史記載鄭和下西洋是要宣示大明國威和向異邦表示友好,但劇中也強調了鄭和開拓新天地的航海野心,這明顯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論述背道而馳,似乎編導是受早前鄭和首先到達美洲大陸的論說所影響,因而挪用了西方的大航海精神到下西洋的壯舉上。以傳統的鄭和下西洋故事鑲嵌在現今全球化論述之中,一方面重塑了民族和文化尊嚴,另一方面卻又回應了中國走向世界的普遍渴求,又同時以宣揚和平友好的口號,避過了文化衝突和中國威脅論的陷阱。但如此詮釋,只會令鄭和變成空洞的民族英雄,簡化了在全球化框架中對「中國性」問題的深入思考,更可能會令鄭和的重造成為了服務官方民族意識的工具。

在舞台上,鄭和的身影沒有被肆意放大,只有在周記海(白耀燦飾)的演說中才變得偉大,正如在一般現代人眼中,鄭和不過是一個執行王命的歷史人物,卻被戲劇藝術演繹成一個為民族主義服務的象徵符號。

(原刊於此:【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