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經典是不看不可的。經過時間洗刷仍然留傳於世的,我們口中的經典自有其精彩之處,但這可不是重看經典的理由。當時代精神豐碩,經典往往就在當下文化之間持續生成,相反在精神貧乏的時代裡,我們才需要重看經典。
就像剛上演過,由米蘭小劇院主演的《一僕二主》(Arlecchino),保留了相當份量意大利假面喜劇(Commedia dell’Arte)的藝術元素,再加上由當代意大利殿堂級演員索萊利(Ferruccio Soleri)飾演僕人一角,不論在天衣無縫的整體合作,或索萊利超卓的個人技法裡,觀眾肯定能輕易把握到那份令人血脈沸騰的經典氣息。之不過,賞心悅目過後,我們又能從《一僕二主》的演出中得到什麼啟示呢?
假面喜劇本來是一門民間街頭技藝,不算是什麼高雅的玩藝。如今《一僕二主》鯉躍龍門,名列經典,街頭氣息早已散失。難得在這次演出中,導演別出心裁,採用了一個台中台,透過台內台外的界線製造出街頭演出的氣份。樂隊、提詞人和演員等候出場時都會留在台中台之外,以表明不參與故事敘事,但當台內演出偶而「出錯」,例如演員「忘記台詞」,提詞人「作出提示」,這時台內台外的界線被模糊了,舞台立時化作一個藝術上的整體,街頭的即興味道就在這瞬息之間滲透出來了。
當然,這種「街頭氣息」只是舞台效果,是鏡框舞台裡的戲劇幻象,正如索萊利的技法雖充滿精心編排的痕跡,但在二千多場的演出裡早已渾然天成,觀眾看來實在無可挑剔。畢竟《一僕二主》已是二百多年前的作品,沒被定型的話,也不會留傳至今而成為經典。
不過,從當代視角來看,這種已成經典的藝術形式,卻正好衝擊著當代表演藝術的某些觀念。假面喜劇的面具,令演員無法依賴面部表情,只能藉說話和肢體表達自己,而以索萊利為首的誇張演法,更暗合了流行文化中「無厘頭」和「浮誇演技」的妙趣。假如在一齣新戲裡出現這些表演特徵,惹來的批評往往就是「庸俗淺薄」。但《一僕二主》的成功卻提醒了我們:這種「庸俗淺薄」,原來也可以是一種純粹形式上的美,一種最實在的藝術價值。主流的藝術觀念貧瘠無味,《一僕二主》則提供了反思的空間,這就是重看經典的當代意義。
(《明報》2007-11-3)
2007年11月3日 星期六
2007年8月18日 星期六
再飛不起來的臨流鳥
作家董啟章在回憶九七前後的一些創作時發現,當年曾經一度出現的香港考古熱,近年已漸漸沉寂下來,他不肯定那究竟是因為媒體的焦點轉向,還是大家的興趣已不再在那些帶有政治性的考古論述之上。董啟章的觀察大概是對的,但這未必就是因為近年香港缺乏重要的考古發現。身為作家,他所關心的自然不是香港的考古成就,從他在九七前後所進行的一系列創作中,可以看出他關注考古事業,乃是源於他對「重寫香港史」的熱忱之情。
歷史本身的應該是中性的,但對歷史的理解往往是充滿各種立場和觀點的。「重寫香港史」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觀點陳述,我們自然不會用「讀史」的方式去閱讀董啟章的《地圖集》和《V城繁勝錄》,反而會更加關心,他所理解的「歷史」到底是怎生模樣。九七前的考古熱,畢竟只是標誌著一種政治態度,「考古」的標目不是要考掘歷史,而是要藉著考古學式的思考去突破關於「九七」的各種陰霾,為所謂的「香港人身份」設下一個想像框架。
所以,在「身份」這個問題上,「考古學上的隱喻」往往比「真實的歷史事件」來得重要得多,而「臨流鳥」正正是這樣的一個隱喻。臨流鳥喻意無根飄泊,終生飛翔而無家可歸。在十年前的劇場作品《飛吧!臨流鳥,飛吧!》裡,臨流鳥就被詮釋成香港人的「始祖」,他/牠們本是以這個海鳥為家的輋族人,後來卻突然消失在香港的歷史敘述之中。而在現實生活中,赤臘角的確曾經出土過輋族人的遺址,不過在興建新機場時被徹底鏟平了。劇場裡的這種史實與想像的耦合,無疑就是九七時代香港人對身份想像的最佳寫照。
當年《飛吧!臨流鳥,飛吧!》好評如潮,乃是因為作品能藉著「臨流鳥」的隱喻來提升香港身份問題的思考,在充斥著各種沉悶政治論調的時代裡,這可謂是一股清泉。但十年回望,當年震撼著一整代人的隱喻,今天是否仍然適用?在最近公演的新版《飛吧!臨流鳥,飛吧!──消失的翅膀》之中,導演陳炳釗希望透過重演來回顧自己的生涯,也藉此再度重提「考古」這一命題,試圖延續十年前的思考路線。但另一位導演張藝生卻以一個比較年輕的身份,希望在演出中尋找新舊材料的對話。
但十年人事,陳炳釗和張藝生的意圖終於都落空了,我們不得不承認「臨流鳥」最終只是一個關於「九七」的隱喻,而不是「香港」的隱喻。新版中保留了大部份舊版的表演結構和內容,卻沒有為新版賦予全新的歷史意義,唯唯是加插了一些在這十年間才出現的新文化符號,像「SARS」、「七一」、「CEPA」和「自由行」等。我們在劇場裡所看到的,彷彿就是一個「十年後的九七」,符號和圖騰改變了,但所指涉的依舊不變,依然是那一份被過度詮釋的無根感。
於是劇中對所謂「香港人身份」的反省,便出現了十年的時空錯亂。如果十年前對遠古歷史的追尋,是希望從英國和中國之間的夾縫逃脫出來,透過回溯「香港」的真正來源,消弭或無輕「九七大限」所帶來的無根感,那麼在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不再有什麼「大限」、什麼「夾縫」的時候,重提「臨流鳥」的無根隱喻,到底又意味著什麼?
或者,臨流鳥的出逃和回來,就正如陳炳釗所說,根本就是他個人的生活思考,而不是什麼香港人的集體隱喻。在十年前的舊版之中,年輕演員參與創作的成份很高,但在新版裡卻再也無法清楚聽到演員的聲音了。劇中所呈現的身份想像,已演化成一個「九七」圖騰,深深植根於深為「九七」所惑而焦慮不安的那一代人心裡,但對於年輕一代來說,這個「九七」圖騰根本不算什麼。正如一位年輕演員說,「九七」早已寫在教科書上,大家早就習以為常。身為中國管治下的香港人,本就是年輕一代的生活前提,既無容置疑,也毫無焦慮可言。他們大概不會對《消失的翅膀》會有真切的認同感,因為演出已將「歷史」牢牢困在舊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裡,「九七」、「身份焦慮」、「無根感」等通通都被圖騰化,然後被簡單地說成是「我城」的共同命運,供給那一代人細意懷念。
因此《消失的翅膀》失諸交臂,跟香港現今的身份問題一樣,正是由於舊一代人無法接合不同的「代」之間的「集體回憶」,從而為香港建構出一套完整的歷史圖像。在新版裡,加入北京人何凡一角可說是神來之筆,在劇中他曾經說過,他對上三代都是在北京生活,北京的歷史早已深烙在他的生活之中。如果將北京和香港作一次「雙城記」式對照,我們就會發覺,香港「代」的數目原來未必不夠形成一股堅實的歷史感,畢竟我們大都已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了。香港的問題,或者就正如文化人朗天所說,乃是因為文化的新陳代謝速度太快,每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都是各自表述、互相隔絕,無法薪火相傳地累積下去,上一代人所念念不忘的生活,下一代人則會棄之如屣,甚至視若無睹。香港的文化,一直保持恰如其分的淺薄。
「因為遺忘,所以了解」。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而是能在生活中切實地累積下來的文化感和歷史感。遺忘了某一代人的歷史鬱結,我們才能從更宏觀的角度,反省我們的生活,了解我們的歷史,如果這個「我們」是代表著所有「香港人」的話。
「因為遺忘,所以了解」。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而是能在生活中切實地累積下來的文化感和歷史感。遺忘了某一代人的歷史鬱結,我們才能從更宏觀的角度,反省我們的生活,了解我們的歷史,如果這個「我們」是代表著所有「香港人」的話。
(《信報》2007-8-18)
2007年7月7日 星期六
《華嚴經》與後進念犬儒
一、林克歡、進念、《華嚴經》
最近,林克歡研究香港實驗戲劇發展的著作《戲劇香港 香港戲劇》終於出版了。修辭多於傳意的書名,彷彿揭示了書中不會有過多的理論觀點,而只有一些簡單的評述和梳理。這位享負盛名的戲劇評論家,把香港的實驗戲劇理解為一種缺乏思潮衝擊,但紛繁雜陳的「另類劇場」,只要不以傳統戲劇框架為主導風格,有著較鮮明的破格傾向的,就可以包攬其中。
在林克歡的名單裡,仍然活躍的「另類」劇團不下廿個,但論到江湖地位,自然首推進念‧二十面體。把進念視為香港另類劇場龍頭的說法,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已經廣為流傳。長期以來,進念強調演員肢體和舞台效果、拆散語言文本的表演風格,有人喜歡得不得了,也有人恨得牙癢癢。林克歡就說,先不總結進念的藝術成就,但「評論進念」本身已是一個現象。進念作品向來含混不清,很多評論不是言不及義,就是過度詮釋。而他亦注意到,進念為自己作品所印發的文字材料出奇地多,他相信,這對「評論進念」是一種誤導。文字的詮釋破壞了觀眾對作品的感受,同時令評論作品本身變得不可能。
進念的最新作品《華嚴經》,卻為林克歡的這重分析下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註腳。
《華嚴經》的演出結構相當簡單:「演出先由田四位演員以唸白演繹華嚴經及華藏世界;其後是九位法師的加入,唱誦華嚴字母及由此發展而成的聲音實驗;後半部份是『光』跟舞台和音樂的互動。是次演出從文字、聲音及多媒體去展現『華藏世界』的意象及探索《華嚴經》中佛偈的義理。」
以上介紹是我從演出網頁抄下來的,而在網頁和場刊之中,我亦讀到大量有關佛學概念的說明、導演的理念、音樂的風格、以及作品如何融合藝術和宗教的文字,解說十分詳盡。然而,劇場演出本身卻又是另一種經驗。演員的唸白顯然不比文字解說清晰,而唱誦華嚴字母和舞台裝置調度,明顯是過去進念慣用的技法,卻令觀眾沉沒於暈眩和恐懼之中,閉塞觀眾的思考力,也營造不出《華嚴經》中壯嚴的宗教氣氛。
《華嚴經》演出和文字材料所造成的彆扭,令我想起林克歡在書中的提醒:看進念的作品,不能只把它當成表演,而應該將之視為挑戰劇場內外的規矩的社會實驗。林克歡曾舉出幾個過去進念的「反叛」例子,這些與「作品本身」看似沒有關係的行逕,跟作品中的抽象和含混意念連繫在一起,方能構成進念的統一性劇場美學。進念的「另類」,也正正是在於它在劇場內外的互動。
然而,在《華嚴經》的文字材料中,卻有一段有這樣解說:「藝術和宗教本來是一體,宗教以藝術手法提昇人對宗教精神的體會,藝術也持著一種宗教的情操,才能有著一種不停超越的動力。隨著現代文明的出現,藝術和宗教的關係越來越疏離,藝術往往成為政治和金錢的工具。多媒體演出《華嚴經》將透過法會儀式與佛教藝術的形式,結合多媒體和現代舞台藝術,進行一次藝術與宗教互動的實驗。」
演出中大量使用有著鮮明「進念風格」的舞台效果和調度,只是所追求的已不再是過去的顛覆性和政治性,而只是一種具宗教味道的「純粹美感」。弔詭地,文字材料對這種「純粹美感」的解釋顯然是「過度詮釋」,正好應驗了林克歡的說法。若沒了文字解說,所剩下的就只有徒具形式的唸白和裝置,既俗化了佛教的精神,也搗毀了劇場的美學。
如此看來,《華嚴經》的演出應算是失敗了吧?
二、胡恩威、犬儒、格調消費
《戲劇香港 香港戲劇》書寫香港另類劇場,本就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勢必有所偏頗遺漏。但林克歡似乎對進念情有獨鍾,有關進念的評述共分佔兩個章節,展示了從「進念」到「後進念」的變遷。
林克歡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是進念的轉向期,他們告別了以往概念化的前衛舞台風格,反而多借助專業演員和明星,既提升演出水準,也商業化的演出市場妥協。而自胡恩威於2003年出任節目及創作總監以來,觀眾開始看到如《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這類充滿商業計算的演出。林克歡將這個階段命名為「後進念」。
如何理解「後進念」中的「後」呢?是改良和發展,還是顛覆和背叛?林克歡把《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視作「後進念」的經典作品,很大程度上對輿論和票房考量,這未免忽視了胡恩威在藝術上的其他探索,像《華嚴經》以藝術和宗教的融合作為目標,就明顯與《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的風格大相逕庭。但我卻相信不論是《半生緣》、《東宮西宮》系列還是《華嚴經》,其實都正好能鑲嵌在胡恩威或「後進念」的「藝術框架」中。我將之稱為一種「犬儒式的消費主義」,這是林克歡作為一位大陸戲劇評論家所無法領會的。
胡恩威左手排戲,右手寫文化評論。我們不難發覺他的評論文字分析細緻,嘲諷味道卻異常濃郁,跟《東宮西宮》系列的表演風格可說是同出一轍。早有評論指出,像《東宮西宮》這類嘲諷劇場的「意義」不在探討問題本身,而在透過放大現實的荒唐,讓觀眾盡情發洩,對問題本身卻無補於事。林克歡也認為《東宮西宮》是一種純消費活動,「演者現躉現賣,觀者笑完就完」,其關鍵乃是「戲劇、政治、商品不同話語彼此滲透、轉換、混合的超文本力量」。
一直以來,進念製造話題的手腕都是第一流的。他們拈來《華嚴經》加以發揮,我本以為胡恩威會對這個「經典文本」進行顛覆,誰不知捉錯用神。《華嚴經》徹頭徹尾是一齣「宗教劇」,只是劇場手法新銳而已。胡恩威不把《華嚴經》命名為「宗教劇場」,而用上了「生命劇場」,美其名是「要透過對宗教和哲學的基本理念的探討,讓觀眾對生命進行理解,再思考如何在社會中面對自己的生命」,但實際上是看準了城市人對「心靈」議題的關注,以及對「傳統宗教」的保留,便將作品打造成能「拯救現代心靈」的療藥,並請來一群法師作推銷員。內容與形式分開了,《華嚴經》仍保留了進念的前衛手法,但已再沒有任何顛覆力量。「藝術」和「宗教」,結果都成了商品。
只有「藝術潔癖」者才覺得藝術與市場不能掛勾。因此這種「後進念」風格的問題,不在於「消費主義」,而是在於「犬儒」。《華嚴經》的表面目標不可能是政治性,大量文字解說早已封了評論者的嘴巴,但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後進念」,或胡恩威,一方面力圖貫徹過去「將劇場政治化」的精神,以劇場文本、舞台裝設和介入性的評論文字,挑戰一切社會和藝術規範,但另一方面卻在《華嚴經》中表現出對「政治」的厭惡和對「純藝術」的追尋。這種「風格上的矛盾」,當然不能視為藝術的多元性,因為「藝術的多元性」只意味著不窘於既定的藝術框架,卻不意味著政治態度上的矛盾。
因此林克歡說錯了,進念「販賣」的不是「政治」,而是一種「格調」。過去進念奉行多年的前衛精神,到今天已退化成一種符號性「格調」。「後進念」已不再真心地貫徹這種前衛精神,而是因應市場需要,一時販賣前衛格調,一時出售心靈療藥,暗中恪守消費主義的邏輯。這,就是「後進念」的犬儒。
再也沒有主流與另類之分了,符號性的「格調」主宰一切。這種對「創意」的高層次演繹,揭露了香港消費主義精神的基本特徵。我們從沒來紮實的文化根基可供消費,所有將「文化」作商品的活動,都只能在「格調」這類符號性層次上才能得以運作。我想起了進念的劇場文本向來薄弱,《半生緣》、《東宮西宮》、甚至是《華嚴經》,無一不是徒具「格調」的靈光,卻缺乏文化深度的作品。這與其說是進念的墮落,倒不如說是香港的「時代精神」。
(刪節版刊於《信報》2007-7-7。)
最近,林克歡研究香港實驗戲劇發展的著作《戲劇香港 香港戲劇》終於出版了。修辭多於傳意的書名,彷彿揭示了書中不會有過多的理論觀點,而只有一些簡單的評述和梳理。這位享負盛名的戲劇評論家,把香港的實驗戲劇理解為一種缺乏思潮衝擊,但紛繁雜陳的「另類劇場」,只要不以傳統戲劇框架為主導風格,有著較鮮明的破格傾向的,就可以包攬其中。
在林克歡的名單裡,仍然活躍的「另類」劇團不下廿個,但論到江湖地位,自然首推進念‧二十面體。把進念視為香港另類劇場龍頭的說法,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已經廣為流傳。長期以來,進念強調演員肢體和舞台效果、拆散語言文本的表演風格,有人喜歡得不得了,也有人恨得牙癢癢。林克歡就說,先不總結進念的藝術成就,但「評論進念」本身已是一個現象。進念作品向來含混不清,很多評論不是言不及義,就是過度詮釋。而他亦注意到,進念為自己作品所印發的文字材料出奇地多,他相信,這對「評論進念」是一種誤導。文字的詮釋破壞了觀眾對作品的感受,同時令評論作品本身變得不可能。
進念的最新作品《華嚴經》,卻為林克歡的這重分析下了一個十分有趣的註腳。
《華嚴經》的演出結構相當簡單:「演出先由田四位演員以唸白演繹華嚴經及華藏世界;其後是九位法師的加入,唱誦華嚴字母及由此發展而成的聲音實驗;後半部份是『光』跟舞台和音樂的互動。是次演出從文字、聲音及多媒體去展現『華藏世界』的意象及探索《華嚴經》中佛偈的義理。」
以上介紹是我從演出網頁抄下來的,而在網頁和場刊之中,我亦讀到大量有關佛學概念的說明、導演的理念、音樂的風格、以及作品如何融合藝術和宗教的文字,解說十分詳盡。然而,劇場演出本身卻又是另一種經驗。演員的唸白顯然不比文字解說清晰,而唱誦華嚴字母和舞台裝置調度,明顯是過去進念慣用的技法,卻令觀眾沉沒於暈眩和恐懼之中,閉塞觀眾的思考力,也營造不出《華嚴經》中壯嚴的宗教氣氛。
《華嚴經》演出和文字材料所造成的彆扭,令我想起林克歡在書中的提醒:看進念的作品,不能只把它當成表演,而應該將之視為挑戰劇場內外的規矩的社會實驗。林克歡曾舉出幾個過去進念的「反叛」例子,這些與「作品本身」看似沒有關係的行逕,跟作品中的抽象和含混意念連繫在一起,方能構成進念的統一性劇場美學。進念的「另類」,也正正是在於它在劇場內外的互動。
然而,在《華嚴經》的文字材料中,卻有一段有這樣解說:「藝術和宗教本來是一體,宗教以藝術手法提昇人對宗教精神的體會,藝術也持著一種宗教的情操,才能有著一種不停超越的動力。隨著現代文明的出現,藝術和宗教的關係越來越疏離,藝術往往成為政治和金錢的工具。多媒體演出《華嚴經》將透過法會儀式與佛教藝術的形式,結合多媒體和現代舞台藝術,進行一次藝術與宗教互動的實驗。」
演出中大量使用有著鮮明「進念風格」的舞台效果和調度,只是所追求的已不再是過去的顛覆性和政治性,而只是一種具宗教味道的「純粹美感」。弔詭地,文字材料對這種「純粹美感」的解釋顯然是「過度詮釋」,正好應驗了林克歡的說法。若沒了文字解說,所剩下的就只有徒具形式的唸白和裝置,既俗化了佛教的精神,也搗毀了劇場的美學。
如此看來,《華嚴經》的演出應算是失敗了吧?
二、胡恩威、犬儒、格調消費
《戲劇香港 香港戲劇》書寫香港另類劇場,本就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勢必有所偏頗遺漏。但林克歡似乎對進念情有獨鍾,有關進念的評述共分佔兩個章節,展示了從「進念」到「後進念」的變遷。
林克歡說,上世紀九十年代是進念的轉向期,他們告別了以往概念化的前衛舞台風格,反而多借助專業演員和明星,既提升演出水準,也商業化的演出市場妥協。而自胡恩威於2003年出任節目及創作總監以來,觀眾開始看到如《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這類充滿商業計算的演出。林克歡將這個階段命名為「後進念」。
如何理解「後進念」中的「後」呢?是改良和發展,還是顛覆和背叛?林克歡把《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視作「後進念」的經典作品,很大程度上對輿論和票房考量,這未免忽視了胡恩威在藝術上的其他探索,像《華嚴經》以藝術和宗教的融合作為目標,就明顯與《半生緣》和《東宮西宮》系列的風格大相逕庭。但我卻相信不論是《半生緣》、《東宮西宮》系列還是《華嚴經》,其實都正好能鑲嵌在胡恩威或「後進念」的「藝術框架」中。我將之稱為一種「犬儒式的消費主義」,這是林克歡作為一位大陸戲劇評論家所無法領會的。
胡恩威左手排戲,右手寫文化評論。我們不難發覺他的評論文字分析細緻,嘲諷味道卻異常濃郁,跟《東宮西宮》系列的表演風格可說是同出一轍。早有評論指出,像《東宮西宮》這類嘲諷劇場的「意義」不在探討問題本身,而在透過放大現實的荒唐,讓觀眾盡情發洩,對問題本身卻無補於事。林克歡也認為《東宮西宮》是一種純消費活動,「演者現躉現賣,觀者笑完就完」,其關鍵乃是「戲劇、政治、商品不同話語彼此滲透、轉換、混合的超文本力量」。
一直以來,進念製造話題的手腕都是第一流的。他們拈來《華嚴經》加以發揮,我本以為胡恩威會對這個「經典文本」進行顛覆,誰不知捉錯用神。《華嚴經》徹頭徹尾是一齣「宗教劇」,只是劇場手法新銳而已。胡恩威不把《華嚴經》命名為「宗教劇場」,而用上了「生命劇場」,美其名是「要透過對宗教和哲學的基本理念的探討,讓觀眾對生命進行理解,再思考如何在社會中面對自己的生命」,但實際上是看準了城市人對「心靈」議題的關注,以及對「傳統宗教」的保留,便將作品打造成能「拯救現代心靈」的療藥,並請來一群法師作推銷員。內容與形式分開了,《華嚴經》仍保留了進念的前衛手法,但已再沒有任何顛覆力量。「藝術」和「宗教」,結果都成了商品。
只有「藝術潔癖」者才覺得藝術與市場不能掛勾。因此這種「後進念」風格的問題,不在於「消費主義」,而是在於「犬儒」。《華嚴經》的表面目標不可能是政治性,大量文字解說早已封了評論者的嘴巴,但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後進念」,或胡恩威,一方面力圖貫徹過去「將劇場政治化」的精神,以劇場文本、舞台裝設和介入性的評論文字,挑戰一切社會和藝術規範,但另一方面卻在《華嚴經》中表現出對「政治」的厭惡和對「純藝術」的追尋。這種「風格上的矛盾」,當然不能視為藝術的多元性,因為「藝術的多元性」只意味著不窘於既定的藝術框架,卻不意味著政治態度上的矛盾。
因此林克歡說錯了,進念「販賣」的不是「政治」,而是一種「格調」。過去進念奉行多年的前衛精神,到今天已退化成一種符號性「格調」。「後進念」已不再真心地貫徹這種前衛精神,而是因應市場需要,一時販賣前衛格調,一時出售心靈療藥,暗中恪守消費主義的邏輯。這,就是「後進念」的犬儒。
再也沒有主流與另類之分了,符號性的「格調」主宰一切。這種對「創意」的高層次演繹,揭露了香港消費主義精神的基本特徵。我們從沒來紮實的文化根基可供消費,所有將「文化」作商品的活動,都只能在「格調」這類符號性層次上才能得以運作。我想起了進念的劇場文本向來薄弱,《半生緣》、《東宮西宮》、甚至是《華嚴經》,無一不是徒具「格調」的靈光,卻缺乏文化深度的作品。這與其說是進念的墮落,倒不如說是香港的「時代精神」。
(刪節版刊於《信報》2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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