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工開物」本是一部關於製造物件的古書,有創造和啟始的意思,「栩栩如真」大概源於成語「栩栩如生」,董啟章改「生」為「真」,使「栩栩」和「如真」都成為 他筆下的人物,似乎是要模糊「真實」與「創造」之間的界線。在由陳炳釗和董啟章共同改編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劇場版中,「真實」和「創造」依舊是主要 命題,但唯一的分別可能是:董啟章是一位內歛的作家,他所寫的是一本關於自我的書,劇場裡觀眾卻能看到V城的「集體自我」。這可能都是陳炳釗的改編功勞。
《天 工開物,栩栩如真》的原著小說屬二聲部,分別由敘述者「我」自述家族史,以及由「我」所創造的人物「栩栩」的故事所組成。結構上,兩條主線平行展示,用人 與物之間的關係,將故事組砌而成,如同製作物件一般。但劇場版卻被改造成分為「天工」、「開物」和「栩栩如真」三部的「歷時性」家族史和V城史,這設計自 然大大削弱原著中的敘事情調和後設姿態,卻能把董啟章過份沉溺的元素清除掉,讓作品能成為創作者跟觀眾對談的場地,而不致淪為創作者的純粹想像之中。
在角色設定上,張達明應該是飾演作者的。但張達明畢竟不是董啟章,他沒有敘述者「我」的內歛和自溺。在演繹上,他有時是局中人「我」,但更多時候,他是冷 眼旁觀的敘述者,或是鮮蹦活跳的說書人。於是,作為演員的張達明根本無法凝固成一個統一的「我」,這只是如小說中的「我」一般,是「記憶」和「想像」上的 自我矛盾,而是意味著不存在一個能貫穿故事的「我」。
人物「栩栩」也被徹底改造。小說中的栩栩是兩聲部其中一部的主角,也是敘述者「我」的唯一對話者。對「我」來說,栩栩不是他者,而是生於「我」的筆下,因 此對話是一場「我」的內在對話。但劇場裡的栩栩卻不再是「我」的對話對象,在第一部「天工」中,栩栩一分為三,是董富家族第一代故事的敘事者和旁觀者,而 在第二部「開物」中,栩栩終於正式出場,她說:「栩栩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全身赤裸著」,這是小說中栩栩故事的首句,劇場中的栩栩擺脫了敘述者的語言,讓 自己說了出這句本是由作者所寫的話。
然而,劇中的栩栩沒有故事,她只是一個提問者,不斷向董富家族問著:「請問,這是什麼地方?」之類的問題。雖然在第三部「栩栩如真」中,栩栩化成多個身 軀,重新進入了家族史中未發生的故事裡,成就了所有「可能世界」。但我們仍然要問:栩栩的故事誕生在歷史的「可能世界」裡,那是否仍意味著栩栩必須有所依 托,才能說自己的故事?跟小說不同的是,劇場裡她所依托的是家族史,是大寫,或是小寫的。
劇中三部展現出來的是三種迥異的劇場美學氛圍。「天工」是啟始,舞台主要是虛景設置,「想像」和「聲音」成為主角,董富和龍金玉的故事不是歷史,而是想像 式的史詩,他們對世界的理解都是透過不可見的聲音;「開物」是發展,舞台上擺放了各式各樣的「物」,一部電視機置放在舞台的正前方,隱喻著一個視覺主導的 現實時代,而小說中關於「我」對女性的迷戀,以及成長的各種經歷,都簡化成浮光掠影,顯得微不足道;「栩栩如真」則是創造,舞台上播放著虛擬的V城片段, 人物只剩下如幻如真的「栩栩們」,她/他們沒有經歷小說中鉅細無遺的情節,而只有直接牽繫V城歷史的點滴想像,象徵著關於未來世界的各種可能。
於是,敘述者「我」和栩栩的自主性都被打倒,劇場中的統一美學風格被搞亂,剩下來的又只有什麼呢?那就是一個沒有造物者、眾聲喧嘩、有待完成的劇場世界。 原著小說中所表現的,不是一個開放世界,而僅是個人的未完成救贖。相對而言,劇場裡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卻是有著各種對V城的構想,是一種充滿開放 性和可能性的世界觀。
因此,若將這種世界觀跟天星抗爭事件,以及那首榮光萬千的劇終曲接上軌,觀眾所能聯想到的,大概只有現實社會中的抗爭和抗爭的理想,而不是「所有可能世 界」,這未免是一種藝術上的「窄化」。但即使如此,劇中對V城,或香港,的總體理解,比起九七時代的虛無鬱悶想像,總來得神采飛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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