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斷言，只要准許他獨行其是(人們馬上答應了他的這一要求)，他要真正做到讓世界為之震驚，其程度非往日所能比擬。飢餓藝術家一激動，竟忘掉了時代氣氛，他的這番言辭顯然不合時宜，在行的人聽了只好一笑置之。
——卡夫卡，〈飢餓藝術家〉
在卡夫卡的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中，這位表演飢餓的藝術家，完全符合了典型卡夫卡式的人物形象：他並不是一個擁有完整性格和生活歷程的角色，而只是一個徒具生存狀態的象徵符號。飢餓藝術家以無比的熱誠表演飢餓，甚至大大超越了前人所規定的四十天的時限，最終在世界對飢餓表演都失去了興趣之後，飢餓藝術家亦在孤絕中死去。在卡夫卡筆下，這位藝術家拒絕讓他的飢餓藝術穩當地安置於世界之中，而是堅決地擺出對抗世界的姿態，要讓世界為之震驚。可是，他這種將藝術放置在生命邊緣的方式原來早已不合時宜，世人對他所作的努力不過是一笑置之，世界亦沒有為此震驚。其實，飢餓藝術家並未失敗，他很可能是故意不去理會時代的氣氛，故意不去理會觀眾的眼光，讓藝術簡化為一種僅僅跟藝術家的存在相關的事。這種對待藝術的姿態，正是讓世界為之震驚的力量。
在董啟章的劇本《斷食少女‧k》裡，飢餓藝術家的形象卻不再是卡夫卡式的了。劇中的少女K被描述為一個普通人，她踏上表演飢餓之路，純屬偶然之舉，而不是什麼對抗世界的偉大姿態。然而，從一個卡夫卡式的象徵形象轉換成少女k這一普通人角色，董啟章所賦予的不僅是「生活化」的描述，更藉著為這個角色編寫一部短短的成長史，追問「藝術」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意義。這是原著中所不具備的。
對於卡夫卡的原著小說跟《斷食少女‧k》之間的文本性關係，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卡夫卡的「飢餓藝術家」是一個藝術原型，但對後來的創作者董啟章來說，這一原型所包含並不只是文學上的價值，還有文化上的意義。那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精神，將藝術家置放在跟世界對立、甚至對抗的位置之上。《斷食少女‧k》的創作靈感雖然來自〈飢餓藝術家〉，但劇本所回應的並非作為文學作品的〈飢餓藝術家〉，而恰恰是這種不合時宜藝術精神，如何在當世之中產生意義。
劇中仍然是以卡夫卡的原著來呈現這種不合時宜的情態：一個中年人捧著厚厚的書，誦讀〈飢餓藝術家〉的原文。在角色設定上，他身兼飾演卡夫卡、少女k的父親、以及飢餓藝術家，但在演繹上，演員並沒有明確演出這三個角色的差別。透過誦讀〈飢餓藝術家〉原文，藝術家不合時宜的原型便以三種形相展現在角色身上：一、作為一位以寫長篇小說作為不合時宜之舉的小說家董啟章，向另一位不合時宜的先輩文學家卡夫卡作出致敬；二、透過誦讀小說原文，而不是透過其他表演形式呈現，飢餓藝術家的形象便得以文字形式維持其本真性；第三，將卡夫卡小說中的原型置放於當代，藝術上的轉化必不可缺，於是劇中便出現少女k和父親這兩個角色。父親一角直接繼承了飢餓藝術家的形象，但在劇中情節裡，父親實際上並未出現，而是需要透過少女k的敘述和幻想之中方能被呈現。由此，「少女k與父親的關係」便成為了編劇董啟章試圖把「不合時宜的藝術家」這一原型引入當世的渠道。我們可以把這種關係稱之為「傳承」，但更準確的說法，這應該是一種「同代人」的關係。
董啟章與卡夫卡是「同代人」，而對少女k來說，她的「同代人」只有她的父親。可是，董啟章安排這對「同代人」以父女關係出現，正好說明了在「同代人」之間，除了共同分享了這種不合時宜的藝術之外，關係仍然相當緊張。當年卡夫卡曾遺言要燒燬一切手稿，最終其好友違背了他的意願，將手稿整理出版。卡夫卡之舉正是一種絕對拒斥世界的姿態，但後繼者亦未必需要完全效法。據說這位執行遺囑的好友，是少數真正了解卡夫卡的人，大概他違背卡夫卡的遺囑，並非因為他不了解卡夫卡，而是他選擇了跟卡夫卡不同的答案。《斷食少女‧k》中的少女k，同樣也違背了父親的意願，踏上了做飢餓藝術家之路。有趣的是，卡夫卡的好友是在卡夫卡死後才「背叛」他，而少女k堅持走父親所不願她走的路，卻完全是在少女k的自述中發生，父親始終對此未發一言。也就是說，我們從未真正聆聽先輩的聲音，後來者一方面以傳承先輩精神自居，另一方面則擺出一副背叛師門的姿態。
更堪玩味的是，董啟章把劇中主角設定為一位女性。少女k跟卡夫卡原著中的飢餓藝術家其中一個最大分別，就是她與世界之間更為複雜。對飢餓藝術的觀眾來說，籠子裡的飢餓藝術家只是一個平面化的景觀，而少女k即使仍有被景觀化的傾向，情況卻遠比觀眾欣賞飢餓藝術家複雜。飢餓表演之所以能夠完成，觀眾的凝視是必須的。在少女k開始斷食的時候，她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會成為一場表演，事情只是偶然發生。她的斷食行為之所以會慢慢變成一場表演，原因正在於她的行為漸漸進入了別人的視野之中：攝影師的鏡頭之下、籌款活動和纖體廣告的觀眾面前，等等。董啟章說：「『藝術』是一個被掏空內涵，被偷換意義，以致完全無法被正確理解的詞語。」在社會性表演的邏輯之下，少女k的「藝術」被偷換為景觀、被偷換為商品、甚至被偷換為政治工具。從一種廣義的消費主義角度，這些偷換都是消費性的，像經理人、攝影師、節目主持以至政客和苦行群眾，透過偷換少女k斷食的原初意義，以滿足觀眾不同的慾望，進而達到他們的現實目標，如金錢、聲望、政治理想等。不難理解的是，在這種消費主義維度下，斷食者若是女性的話，她這種以身體作為藝術工具的行為，將會更容易被偷換為觀眾的慾望客體，而在原著中純粹景觀化的飢餓藝術，亦會被提升至一個更具體的社會層次。
但這只是再現，而不是批判。董啟章編寫《斷食少女‧k》似乎並沒有批判社會的鮮明意圖，他似乎只是希望透過少女k如何被觀眾消費的情節，呈現出這種不合時宜的藝術，如何與深嵌於當代時代精神的消費主義發生互動。於是，我們在劇中所看到的，再不是卡夫卡式敲問，而是一位不合時宜的藝術家的成長之路。劇本最根本的命題恰恰是：一個不合時宜的藝術家如何在當世中找到出路？
可惜，董啟章僅僅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卻未有試圖認真回答。少女k在經歷多番折騰之後，來到了一個號稱已斷食三年的苦行僧面前，但得到的回答卻是四句玄妙偈語，以及她所經歷的可能盡皆幻象的判斷。於是少女k的所謂「成長」又回到了那種「結果不重要，最重要是過程」的陳舊套路之中，出路問題依舊懸而未決。
董啟章放棄了卡夫卡原著中「以死亡為出路」的答案，可能是自知無法超越卡夫卡，也可能是要拒絕卡夫卡那份過重的虛無感。可他心目中是否另有答案呢？或許需要在他的長篇小說中找尋。
二、太合時宜的觀眾
表演者藉著參與一個被命名為「劇場」的場域，以自己的身體和行動對世界進行再生產；而觀眾亦同樣地參與這個被命名為「劇場」的場域，以「觀看」的方式將表演者再生產的世界接收下來。而劇場的政治性，則往往並不在於表演者如此以劇場實踐闡釋其理念，反而在於觀眾如何觀看。
——我，〈劇場觀眾的生產性〉
我是《斷食少女‧k》的一名觀眾，劇場裡的即時性令我想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董啟章在劇中所希望表達的，是否就是我所希望接收到的？又或者說，如果藝術家的創作意圖，跟觀眾的觀後感覺出現巨大落差，那到底又意味著什麼呢？
在「飢餓」這一意象上注入公共性，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做法是把「飢餓」改為「斷食」。但敏感的觀眾很容易便會順其思路，聯想到「絕食」之上。董啟章認為，「飢餓」和「斷食」的不同之處，乃是在於「飢餓」所指的是身體狀態，以及在這種狀態下的反應和感受，而「斷食」則描述一種外在行為。也就是說，「『斷食』是表象，『飢餓』是本質。」若我們依樣葫蘆，同樣亦可以把「斷食」和「絕食」區分清楚：「斷食」是對這樣一種行為的中性描述，而「絕食」則是為這種行為賦與某種政治或社會目的。換言之，當「斷食」行為被描述成「絕食」時，個體所經驗「飢餓」便不再是斷食行為背後的目的，透過「絕食」，個體希望所宣示的某種訊息，才算是這個行為背後的目的。
我們很難否認，這種從飢餓、斷食到絕食的意象轉換，已在《斷食少女‧k》的製作、宣傳和演出過程中悄悄地展開了。演出文案多番宣示，這齣劇作跟社會議題是如何扣連著，顯然易見的是，絕大多數被召喚入場的觀眾，大都不是從卡夫卡〈飢餓藝術家〉的原著精神中去理解這種意象轉換，而多是從社會議題甚至社會運動的觀點出發，想象演出如何為「絕食」這一具有豐富政治意義的行為賦予另一種藝術意義。這兩種迥異思考方向之所以產生，正是在於觀眾更關心的，乃是「藝術」跟「社會事件」之間是如何融和的，而不是兩者之間是如何對立的。這也正正符合了觀眾對「香港前衛劇團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演出香港小說家董啟章的劇作《斷食少女‧k》」這一兼具藝術性和社會性「事件」的期望了。
只要暫且拋開這種期望，我們很容易便會看出，《斷食少女‧k》乃是以少女k的飢餓表演為主線，並從側面描述各種社會事件如何偷換「藝術」的概念，令少女k的表演淪為服務於其他社會目的的斷食行為。但我們亦必須知道，期望「觀眾拋開原有的期望」，非但不恰當，也不切實際。因此，《斷食少女‧k》的演出版本最終招至不少觀眾失望而回，甚至憤怒「界凳」，也變得不難理解了。
簡單而言，針對演出的「指控」有二：一、把苦行式社會運動跟消費主義和狗仔隊文化等「負面事情」歸為一類；二、以極度片面和抽象的手法演繹「苦行」，未能真正呈現「苦行」作為一社會行動的真貌。這兩點「指控」，正好說明了《斷食少女‧k》的一個最核心問題：創作者未能好好把「作品精神」跟「觀眾所預期的社會關懷」這兩者的關係梳理清楚。既然少女k是一位「不合時宜的藝術家」，把一切跟她無關的社會事件歸為一類，從而呈現少女k跟社會的對立狀態，這種處理本屬理所當然。而對各種社會事件的片面和抽象化處理，其實也是要突顯少女k作為敘事者的中心位置。可以設想，把各種社會事件視作對「飢餓表演成為藝術」的干預，正正是敘事者少女k的觀點。不論是經理人對她的包裝和操控、攝影師對她的明攝暗窺、還是苦行群眾和政客偷換了她的行為意義，她其實都不明所以，她所看到的只是這些人和事對她的飢餓藝術肆意扭曲。對她來說，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因此，問題並非在於創作者的意圖，而是在於處理手法上。編劇董啟章的創作意圖是鮮明不過的，但導演李俊亮在拿捏劇本精神時卻顯然稍欠火喉，其中尤為失算的，是他似乎未能預視到他所要呈現的演出，究竟會令觀眾產生怎樣的感覺。把經理人和攝影師等人物塑造為類型化的丑角人物，對一般觀眾來說實在自然不過，但同樣的處理手法放在苦行群眾身上，卻大大刺激了觀眾的神經。「苦行」這一形象在香港社會中早已深入民心，其視覺衝擊力之大亦是有目共睹，導演卻仍然煞有介事地放入劇中，結果那一場戲便很容易被觀眾理解為是對「某一場現實發生的社會運動」的再現，而不是抽象地指涉著一般的社會或政治運動。即使把示威口號修改為「嘟嘟」、「咇咇」，亦無濟於事。
那肯定就是《斷食少女‧k》這個演出的深層次矛盾：這本來是一個探索「藝術」和「表演」如何在社會事件中被扭曲和改造的劇場作品，但當這部作品在公開演出之時，正是由於它馬上便遭遇到一群對社會議題過份關注的觀眾，而最終使這部作品的藝術本質也被扭曲了。《斷食少女‧k》遭逢跟劇中少女k相同的命運，當藝術家以為全世界都跟他一樣，以為飢餓只可以是藝術時，世界卻不一定是這樣想的。這是因為，兩者所面對的，都是一群太合時宜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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