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場不仁，以眾生為籌碼：《大世界娛樂場 II》

有說習近平上台之後，嚴打貪腐，借澳門賭場洗黑錢的內地豪客數量因而大減，澳門賭業頓然萎縮。但這些政治上的小震盪，已無法阻止澳門全面賭場化的趨勢，不只在經濟結構上重造了一個廿一世紀澳門賭城，也以鋪天蓋地之氣勢改寫了一整代澳門人的本土想象。2013年，「足跡」創作劇場作品《大世界娛樂場》（下稱《大世界娛樂場I》），我理解是這一代澳門戲劇工作者的本土意識一次十分重大的轉折。自1999年澳門回歸以來，從城市景觀的遽變到日常生活的局部失落，一種強大得近乎橫蠻的意識形態力量一直緊扯著他們的本土想像，有人抱著懷舊心態追憶逐漸剝落的社區庶民生活，有人上天下地遠追五百年殖民時代裡眾多被壓抑祖先的本土歷史，亦有人將漫天繁花煙火和遍地賭場古跡轉換成一個屬於廿一世紀澳門的盛世隱喻，進而去肆意慨嘆、嘲弄或抵抗。可是，直至《大世界娛樂場I》，兩位創作者莫兆忠和高俊耀才將直接將澳門看成一個賭枱上的局。那甚至不是一個妙不可言的比喻，而是血淋淋的社會現實。

2015年《大世界娛樂場II》中的文案宣稱：「拒絕重演，再創新局。」凌厲地說明了莫兆忠和高俊耀決意為此題目再開生面的意慾，而不是簡簡單單的續寫。於是，我們亦輕易看出《大世界娛樂場I》跟《大世界娛樂場II》之間小同和大異。在大意念和美學基調上，兩戲一脈相承，俱是以賭局結構描述個人生活，角色都是局中荷官、賭徒甚至籌碼，而終究不是莊家，也勢難割青離局。主事導演任務的高俊耀始終保著他的敏捷和精準，將文本融化於演員機動化的身體動作和節奏之中，深諳ensemble 之情態。但除此等大處之外，兩戲卻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大世界娛樂場I》以開局為任，嘲弄和戲謔澳門盛世幻象為調子，再轉入賭局之下眾生存在的狀態。其中尤堪玩味的，是劇中穿插了頗為寬廣的文化向度，多個角色橫越了澳門、台灣、大陸、香港以至馬華的文化身份，三筆兩劃就繪出了一幅華人命運共同體的多元想象。另外，編劇之一莫兆忠飾演說書人環跑劇場，以略帶感懷的語調敘述一封封澳門家書，亦蹤向地跟近年澳門本土意識的重重想像、思考和困境接上軌，可以說，《大世界娛樂場I》的本土想像格局大，也出乎意料地奔放馳騁。相對而言，《大世界娛樂場II》卻顯得非常節制，格局限得很小，鋒筆集中於開掘個人存在的內在性和普遍性，這一轉折，令我有點意外。我猜想莫兆忠和高俊耀的策略是借力打力，藉《大世界娛樂場I》的開局作前提，不再探問這一澳門本土之「賭局」何以如此，反而將「賭局」視作既成現實，在此基礎上，旋即敲問個人的存在意志和選擇自由等生命問題。

因此，《大世界娛樂場II》的佈景便設計成一個相對靜態的模樣。以棧板築成一條環迴方形的行道，以喻為「局」；方形中央則是一片黃沙，以喻為「局」中之「金」（另一想像：此沙堆亦可作「沙圈」，即澳門黃色事業之喻。但劇中卻對此未有觸及。），角色／演員彷彿是直接從《大世界娛樂場I》拋進這個以賭局和金錢構成的世界裡。宣傳文案中曾援引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在《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一書裡的說法，現代金融世界恰恰是以賭場邏輯運行如儀，玩家可以選擇不同遊戲方式和規則，但目的永遠只有一個：對未來下注。於是《大世界娛樂場II》之「賭局」的有趣之處，便是它不再如《大世界娛樂場I》那樣，是澳門城市現實的鏡像，而是重新恢復其隱喻功能，涉指坐落於華南以至東亞的「全球性資本主義」。

我們大可以說，這一轉向是一種藝術上的普遍化取向。從廣闊轉深入、自個別到普遍、或由具體入抽象的轉化裡，莫兆忠和高俊耀是買定離手，毫不含糊地下了另一賭注：關注個人生存狀態的宇宙性，而不是整體社會結構。劇中設定了兩個陳先生和兩個陳小姐，以「陳」此一廣東人最常見的姓作角色之姓，即已暗示了他／她們該是一類典型化角色，藉以表述幾種個人與賭場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血肉淋漓的具體人物。第一個陳先生不入賭場，由何志峰演陳先生，其他三名演員梁建婷、鄭尹真和詹凱安則如影隨形地伴著他，以雙手和說話呈現陳先生故事裡的敘事角度，於是四人很有默契地組成一個「敘事／表演生命體」，同時四人腳下不停，或疾或緩地在演區四邊的棧板上踏出步操般的聲音節奏。導演高俊耀巧施妙著，便把四名演員身體與聲音互涉的可能性盡情開發，進而塑造出一個雖不入賭場，卻將人生押注在資本主義森林定律裡，營營役役永不超生的陳先生，或是一個將自身異化成籌碼的個體。

四名演員先在棧板上演第一個陳先生，後轉入場中沙堆，同時引入第二個陳先生和第一個陳小姐。 一個電投人（電話投注），一個荷官，兩個以為可以在賭場裡大撈一筆，到頭來卻發現賭場原是如幻泡影，他／她們都是賭台上的籌碼而已。在演員敘述裡， 陳先生和陳小姐殺得性起，時空卻開始移位，倒錯；而演員有條不紊地拆去部分棧板，然後跑到場中，揚起漫天黃沙，直至一幅巨型布帷在背景處落下。至此，整個劇場亦從角色的現實，急速轉入抽象化的意象滑動迥路之中。

在兩個陳先生和一個陳小姐的故事敘述裡，一直潛伏著一大他者——「老闆」，象徵了中國大陸跟澳門的現實關係。然而這個隱喻一直沒有被推大，莫兆忠和高俊耀顯然也意識到「大陸」對整件事的關鍵作用，可他們似乎無力（或無意）依此方向走，對澳門本土的生存困境進行層次更高到的結構性挖掘，最後全劇便急轉直下， 迅速跳進第二個陳小姐的故事裡：一個直接把自己押進賭局的人。這個陳小姐是各種癌症的病人，她瘋狂地賭，然後跑到天台，當著漫天煙花抱著狗兒一躍而下，居然看見滿天萬籟的盛世意象。期間，劇場裡的原有格台已被搞亂了，演員之一鄭尹真被其他三名演員摃起，在幻化成空的太虛中神遊飄泊。

戲演至此，我不免納悶：即使演員形神互動愈見活潑靈巧，這一高度意象化的急拐彎，似乎正逐漸將《大世界娛樂場I》裡累積下來的社會性和公共性，一點一滴地抽走了。《大世界娛樂場II》正朝一截然相反的方向挺進：觀照一種在資本社會下個人生命的沉厚和落寞。如此一加一減，因《大世界娛樂場I》的成功而投放於《大世界娛樂場II》的期望即告落空了，「澳門」與「本土」（或「台灣」或「馬來亞西」等）亦不再是《大世界娛樂場II》的關鍵詞。而我對《大世界娛樂場II》的喜愛，則只能是對其高度凝煉的劇場美學感到驚嘆， 而不是它衝擊澳門本土現實的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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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缺席，家的構成：《長夜漫漫路迢迢》

1939年，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正在寫《長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的時候，他對他妻子說，他無法不把這部關於他青春歲月和家庭往事的劇作寫出來，這些記憶，一直如幽靈般纏擾著他，久久不去。劇本完成後，奧尼爾把稿子交給藍登書屋封存，並說好要在他死後25年才能發表。這部可能是奧尼爾最出色的劇作最後並沒有在他遺願中所想的時候面世，在他死後三年，其妻決定把劇作解封，並交由瑞典皇家劇院首演。

這段事跡揭示了，《長夜漫漫路迢迢》已無法因「作者已死」而獨立成章，它必須跟劇作家奧尼爾的生命和記憶糾結在一起。即使在表面上，這是一部大有家庭倫理劇格局的寫實戲，深刻地勾畫出一個二十世紀初美國中產家庭如何走向崩壞，但若我們如此設想的話，就不免會陷入把作品客體化為一個概括性社會現實的迷思裡，而抹去暗含在劇本內卻超越劇作本身的複雜性。「劇作 + 劇作者」這一複合體才是一個完整文本，這在《長夜漫漫路迢迢》中尤為明顯。此劇的深層結構應該是這樣的：中產家庭生活的陰霾逼使一個劇作家必須以自己的創作來治療心靈創傷，但這種創傷是不可治癒的，因為「家」這一生活結構，包含著必要的生活模式、愛與恨的折磨、還有時空上枷鎖等，都是在中產階級價值中所無法擺脫的。

導演王墨林試圖以希臘悲劇的名義，重現出奧尼爾這一段「血淚書寫」。演出開始前，帷幕投影了奧尼爾的頭像和相關資料，揭露了這次改編必須從奧尼爾這位作者身上找尋演出的精髓。劇中除了原劇本裡的幾個角色之外，還有兩個敘事者：一個是劇本裡的女傭，另一個則是完全抽離於劇本情節以外的男敘事者。他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悲劇歌隊，除了陳述情節和劇中角色的心理狀況，他們還肩負著一個重大的戲劇任務，就是把奧尼爾帶上舞台。敘事者陳述奧尼爾的事跡，朗讀他以歌頌大海來呈現其精神結構的詩歌，同時劇本中的情節選段則穿插其中，由演員演繹。於是整個演出構成了一個主體缺席的狀態：缺席的劇作家由敘事者所陳述出來，而原劇本的情節則被剝掉了寫實性，以較為意象化的方法呈現，隱然跟劇作家的陰鬱回憶產生了強烈共振。

舞台調度的簡約性，在於王墨林借用了椅子來定義戲劇的發生。椅子作為「家」的隱喻，其靜態氣質表面上意味著閑息安逸，卻暗藏家庭成員關係的張力，和「家」的結構被緩慢消磨至殆盡的憂悒。演員用椅子構作劇中的全部符號，時而有序，時而凌亂，例如有一段是當劇中父親和兄長對話時，兩名敘事者則把椅子搭成一個無序的架，隨即被飾演弟弟的演員對推倒，然後搭架和推倒的動作重複發生。另外椅子也定義了演員的旁觀位置，當故事正在發生時，其他演員便把椅子放在一旁，冷眼旁觀劇情推進。可是這種椅子的美學並沒有被推到極致，導演王墨林僅僅以此作為跟演員實驗即興排演的媒介，於是在導演調度和演員投入的磨合之間，形成了不少空位。這些空位，有時的確能製造出某些戲劇與真實之間的虛實辯證，但有時卻在虛實擺度猶疑之間，令演出節奏失去方寸。

例如兩位敘事者，男的是絕對旁觀者，女的則同時是劇中的女傭。兩者在情節介入和抽離的層次有差別，女傭本來就是劇中家庭的旁觀者，她站在敘述故事以及敘述劇作者的雙重旁觀位置，但有時她又會跟男敘事者一同回入角色的內部，如歌隊一般剖露角色心理。如此進出穿梭，可算是其中一大亮點，而兩位演員也能恰到好處。然而，問題卻出在敘事者與劇中角色之間的差距上。飾演原劇本中四名家庭成員的演員，通常以對話方式重演原劇本的片段，惟演員卻未能把入戲與抽離之間的差異和細節拿捏得準確，其中以父親和兩名兒子尤為明顯，他們不論在念白和身體狀態上，其能量似乎仍處於未達充分排練的水平，這不是一種從角色中抽離出來以製造陌生化的狀態，而毋寧說是一種失衡和破綻。這可能是在即興創作和文本剪裁時所遺留下來未及磨滑的痕跡，從一個角度看，這或可視為無序之美，但這美卻也是粗糙的美，未能在戲劇構成過程中增添分數。

如果王墨林改編《長夜漫漫路迢迢》，乃是要以超越劇本情節之外的「家」這一概念作為母題，然後故意將劇作家生命植入文本，以經營出一個後設式劇場文本，並用以作為整個改編創作的美學基調，而他甚至在「導演的話」中明確宣稱，劇中「母親」，勿寧是一個走向空洞化的國族隱喻，藉「以家喻國」的路線繼續他多年來對國族、身體與時代的創傷式敲問，那麼，這部作品理應是一個結構綿密、內省性濃烈且喻象深邃的精密文本。事實上，王墨林的戲劇意圖和美學判斷都尚能準確地呈現於舞台上，母親的形象在劇中是超然的，劇本中敘述母親因吸毒而走向滅亡，但舞台上飾演母親的演員則往往是其他演員的核心，或缺席的核心。她總是在沒有她的情節時離開舞台，而不是如其他演員般坐在一旁，而當她出現時，整個舞台的能量也或多或少聚焦到她的身上。

母親是家庭關係的軸心，也是劇本的戲劇動因，當故事往後推展，演出節奏從平直到變宕，舞台上的氛圍也漸往象徵化發展，母親的形象便從一個純粹的角色昇華為一個邁向缺席的「她者」。我們可以依王墨林的思路將之類比為國族，然而，劇中既然強調抹去時代特質，以圖詮釋人類社會的共同問題，我們也大可以放棄導演的慣性思路，將母親這「她者」的意義拉闊，保留讓觀眾回味的可詮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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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渥克咖啡劇場‧青春在發酵

渥克咖啡劇場，是消失的場地，也是再現的演出；是少年輕狂的回憶，也是追逐劇場的酵母。

1995年4月，台灣渥克劇團在台北羅斯福路的巷子裡，建立了「台灣渥克咖啡劇場」，雖然只經營了兩年，卻已累積超過250場不同形式的演出，在當時造成一股小劇場熱潮。在這短短的時空裡，渥克咖啡劇場已在那一代人的身上植下酵母，任其發酵。多年之後，趁渥克劇團成立十周年之際，這群酵母繼續發酵，並以真實和記憶方式，在劇場裡演了一個《渥克咖啡劇場》，地點是台北中正紀念堂前的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編導張碩修說，故事是從以前「渥克咖啡劇場」一樣的事發展出來的。Flower、Heaven、婷婷和小霖四個年青人在荒廢了的地方開設了一家咖啡店，他們在店裡發現了一些以往的遺跡，似乎就是當年「台灣渥克咖啡劇場」，他們希望隨著的前人的腳步，再做一回那些人做過的事。他們在店裡弄一些表演節目，自己下海演出，一開始，表演的內容很形式化，有唱歌、跳舞、獨腳戲、洗頭、烹飪、雜耍、魔術……獲得了不錯的回應，漸漸吸引了其他人也來到這裡蹓躂：一同參與經營的上班族淳妹、身懷絕技但神出鬼沒的江湖賣藝人江湖明、還有留學台灣的日本女孩Mika。在「賀爾蒙」的操控下，咖啡劇場令人爆發青春，也叫人成長，先是小霖喜歡上婷婷，婷婷表現得若即若離，Heaven對Flower表白，Flower卻無動於衷，後來Heaven遇上Mika，跟她熱戀起來，但Mika最後還是從Heaven的生命中消失，只剩下一個問號。

從劇場的佈置我們似乎可以重新發現曾經出現的「渥克咖啡劇場」，對觀眾而言，這種重新發現不僅是回憶上或影像上的發現，更是對「渥克咖啡劇場」的精神的延續和再現。當觀眾進入劇場，首先要經過掛著羅斯福路(當年渥克咖啡劇場原址)牌子的小街、灰白色的大門，再進入咖啡店，最後才找到所謂的觀眾席。當然這只是劇場裡的佈景，但觀眾從進入劇場的第一刻，會赫然發現，他們不僅是來看戲，也是進入「渥克咖啡劇場」的集體記憶裡。

或者在記憶的驅使下，演出會分外醒神。上半場的多是純粹的表演節目，雖不是甚麼驚為天人的演出，卻充滿活力。他們會認認真真為一個咖啡室的顧客洗頭，也會一臉嚴肅地做一個裸體秀，甚至有一場Heaven走到觀眾席，即場找上一位女觀眾跟他合演一場，居然也是如此投入，來得熱熱鬧鬧，也不矯揉造作，演出著實迷人。他們有不少似故意非故意的「舞台錯誤」，角色會在不可理喻的地方出場、集體表演時不合拍(或者是合拍地不合拍)、戲服特多，卻不少是在觀眾面前更換，而無助於劇情，諸如此類，當然這可以說是舞台技巧不成熟的表現，但年青的荒謬性和不可知，竟就在這些「錯誤」中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其實，演出不只是如此的。下半場的劇本發展漸漸磨掉了上半場的拼湊，變成了幾段脈絡鮮明的戀戀關係，似乎才是全劇的重心，其中Heaven與Mika的關係刻劃得尤為細緻， Mika的角色跟咖啡店裡的人物質感不同，宛如從天而降，隱隱卻帶著傷感遺憾，他們相知相戀纏綿別離，愛恨纏綿表現得如斯細膩，喝啤酒一場催化情緒，從互相斟酒到酩酊大醉，及至在雨中繾綣纏綿，推演轉折妙到毫巔，令人迷醉。但戲走至此，卻不意脫掉了要重現「渥克咖啡劇場」的套子，故事結構產生了斷層，儘管戀愛是構成青春的重要元素，既然要回憶「渥克咖啡劇場」的璀璨，又為何要墮入戀愛的迷思？張碩修說：「但老實說，劇中人沒有成就甚麼，卻發展出許多愛戀關係，這甚至變成了戲的主軸。」如果說，劇場是他們的成就，編導要讓劇中人尋找的，不過是青春年代的胡思亂想，而記憶中的「渥克咖啡劇場」，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但那應該就是如此的青春年代，充滿憧憬卻又充滿輕浮，挖掘不深卻爆得轟烈。我們不懂得，除了沒有那份集體記憶，那股爆發青春的衝勁，亦已給歲月狠狠地磨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