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3日 星期三

樓空而人不去:《樓城2015立夏版》的美學簡化

城市的誕生只是用作證明一件事:空間是有時間性的。進劇場的《樓城》從2008、2010到2015年,七年間演出三次,我們身處的城市空間也突變了何止三次。前兩次《樓城》是頗為冷靜地去說香港城市,當年的舞台是一個由支架、半透明布幕和充滿侵略性的巨影錄像構成,那裡的演員顯得渺少,他們用如魚婉若的身體,將「引錄劇場」所必須的受訪者故事展演得賞心悅目。我之所以對當年的那份「冷靜」念念不忘,是因為那些受訪者的來歷都很工整,哪個界別都有,透過他們的言說,《樓城》變成了一個雕啄精工的多面稜鏡,把我城的每一個角度平靜地折射出來。

在《樓城2015立夏版》裡,我驚訝地發現,他們居然把舞台上的巨大幾何都撤去了,只留下一個幾乎空盪的空間,一張瘦小的錄像投影幕孤獨地懸掛在半空。以幾何切割隱喻石屎森林的刻板形象不再出現,演員身影變大了,開場時,他們每人手持紅A水桶,把桶裡石頭倒進台前的盤子上,發出石頭撞擊的噪音。於是首演時那種如玻璃幕場般的冷漠被驚破了,轉換成另一種劇場性強的調度,全劇均以簡單實物來作敘事元素,除水桶和石頭,還有摺凳、碌架床、帳蓬,和花,它們所再現的香港城市不再是石屎森林,而是「屋企」和「人對空間的感情」。他們大刀闊斧地刪減首演內容,漫長的香港城市發展史被壓縮成一個歷史遺民般的英殖民官(鍾逸傑?),七年前的城市抗爭熱話(天星皇后、紮鐵工人等)被拋到時間的大後方,取而代之是一群更新一代的個人空間史,然後才被轉喻為大量具體的生活實物和場景。

所以我才說,空間是有時間性的。首演版本將某個城市時刻的多重面貌,及其內部張力,平鋪展示出來,而新版卻從跟舊版的差異中,呈現出香港城市在短短七年中的根本變遷。這種變化並非一場歷史,而是切實地植嵌在我們對空間記憶裡,劇中的空台和實物是強大的,它們把首演中對城市景觀的刻版印象,連同當年的工整稜鏡都清洗掉,任演員以相對解放的身體,重構香港樓城故事的另一個版本。在美學上,新版比舊版更自由率性,演員無需在稍略炫耀的佈景和錄像下演出,反而釋出更豐碩的表演性。演員或跟物件調情,或與其他演員互動,奔放地對舞台空間作波譎雲詭的定義和再定義,跟舊版中演員往往被舞台裝置牽著走的困窘大異其趣。此亦說明了新版是如何看待個人與城市空間之間的存在張力:人將以自己的方式定義城市空間,而不再是被空間搓圓捏扁。

當人拒絕當空間的奴隷,人就開始以介入空間來重構自己。《樓城》以香港城市空間起題,卻以「引錄劇場」的方式完成,此著實是險著一道:議題範圍太寬,引錄方式不只無法藷反覆舉證來逼近現實,反而因角度太雜而容易失焦。在舊版中,平衡原則的斧痕太露,歷史的,當下的,官方的,民間的,建制的,反抗的,共冶一爐,似是各自表述,實際上是持續生產著稍嫌淺白的二元對立。新版中,舊內容被大幅砍掉,然後才編入新的受訪者話語,在這一減一加之間,香港樓城的故事被更新了。它不再那麼意識形態,而是更貼近於經歷過空間長年演化之後的當下生活。

一個從法國來港的華人,代替了英殖民者的他者之眼。他的說話被配置成旁白,他說到一個叫「屋企」的家,說到臍帶作為家的隱喻,也說到一隻狗關於「搵食」的生活意見。繁此種種,按照「引錄劇場」的創作規條,理應是受訪者口中的確切詞句,如今卻被創作者巧妙地引為己用,而成全劇主題基調:以「家」的角度,想像空間。這一想像是個人的,也無需奉迎任何一種關於香港城市空間政治的宏大敘事,它讓我看到更多「人」的痕跡,「生活」的表象,「記憶」與「情感」之間的紐帶,而不是一個又一個冷冰的議題和事件,再以很多詩意身體包裝成政治劇場的模樣。

因此,新版《樓城》是一個更人性的版本,也是一個更關乎生命政治而非社會政治的版本。劇中略及地產霸權,新界東北以至雨傘運動,上接舊版中的天星皇后,卻又懂得節制之美,點到即止,不糾纏於議題之中。劇中尤為俊美的一幕是站在一旁的演員突然掉出摺凳,破壞演區佈置,這時演區中演員會翻開摺凳,試圖重新布置出一個秩序,但當旁邊演員掉摺凳的速度愈來愈快,演區中的秩序亦漸漸喪失,一場人與推土機之間的空間戰爭亦宣告展開。然後舞台一轉,一個個小巧的帳蓬被架起,一幅佔領圖景亦告完成——幸好他們並未失控地深化佔領圖景,而是將「佔領」改裝成為一個指涉較為抽象的隱喻:留下的意志(Will to Stay),用以抗衡建築的意志(Will to Build)。

終是,新版《樓城》不再是一個粗糙的政治隱喻,而是一個關於空間之時間性的美學描述。我們可以在戲中看見我城,但此我城並不如我們在超意識形態化的當下裡所經常遇到的那個樣子。我們常說,進劇場的美學很詩意,然而此所謂「詩」,非指徒具形美而內涵稍遜,亦非指感性有餘但理性不足。新版《樓城》的詩意,卻是在空的空間裡的餘音繞縈,它命中現實的某點痛處,卻又懂得及時從現實政治的糾結裡抽身而出,返回一些與生命之美更有關連的問題之上。這才是進劇場最擅長做的事。

(原刊於此:【link】)


2015年4月24日 星期五

說(不出)歷史的形體劇場 —— 《孤兒2.0》的美學統一與矛盾

1731年,一名耶穌會神父把《趙氏孤兒》譯成法語,這個可能是首個被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國劇作,旋即在歐洲廣為流傳,並為歐洲人認識(或誤解)中國戲劇的第一把鑰匙。黃俊達於2010年在巴黎首演形體劇場作品《孤兒》,便大有呼應這則文化交流事跡的意味。《趙氏孤兒》一劇羅佈著深刻的中國式悲劇精神,很適合作為開發演員身體狀態的訓練文本,過去香港的鄧樹榮亦曾多次獵用這類經典文本,而近年經常參與鄧樹榮的創作和訓練研發的黃俊達,原來早有類似的理念。比較兩人,鄧樹榮的作品更傾向透過內化文本,尋找演員的身體節奏,而黃俊達在這次重排《孤兒》為《孤兒2.0》的演出裡,卻著意於如何透過形體,對故事文本進行意象化的再創作。

在《孤兒2.0》裡, 演員的形體變幅很大,原文本中的戲劇場景大都被解構成一些頗具意象性的非日常動作,黃俊達似乎更開發演員操作身體的可能性,演員不只需要飾演角色,更需要「飾演」物件、場景甚至情節。《趙氏孤兒》的故事滿佈血腥暴力的情節,催逼著演員的身體潛能,但黃俊達並不急於讓演員置入殘酷的身體情狀中,劇中設置了一個只用地上白線定義演區的空台,演員先在場燈全亮的觀眾上四周蹓躂,跟觀眾說著「趙氏孤兒」的故事。然後他們慢慢走進演區,其表演狀態也漸次從說書轉入形體表演。整個「進入」狀態的過程全都在觀眾的視野下進行。

故事不全由演員之口說出,也非全由他們「演」出來,而是黏附在演員的形體變化之中。黃俊達跟演員的形體編作相當流暢靈活,儘管五位演員的身體條件和技巧略有參差,卻展現出開發身體潛能的巨大欲望,敢於測試以形體說故事可能性,也敢於超越「以個別身體飾演個別角色」的一般戲劇想象。在很多場景和情節中,他們將身體解構,重新定義諸如頭、手或腳等身體部位跟故事之間的關係,或藉跟演員之間的身體互動來呈現複雜的戲劇場景。例如以一隻擺動的手臂來呈現襁袍中的嬰兒、以一直立的男演員抱著倒立的女演員來表達宮中產子的場面,或由四名演員的身體拼合成山間夜景,再由一演員以兩隻手指來表達角色午夜逃亡的情節,共構出一幅幅妙趣橫生的形體場面,無疑是一場精采的形體劇場示演。

可是, 全劇的風格化傾向,卻又暴露了演出未臻成熟之處。《孤兒2.0》一個較次要的弱點是,當故事一路說下去時,演員形體的反覆解構和重構並未能累積到更大的戲劇能量。戲到中段,形體變化依舊靈活多變,卻開始變得炫技,未見深化提升。《趙氏孤兒》並不奉行西方悲劇的敘事規律,其悲劇高潮不在結局,而在中段,即程嬰假意誣陷公孫杵臼,最終令公孫與假孤兒被殺一幕上,但這時演出的整體能量不僅未見配合情節攀升,反有下滑之勢。事實上,從戲甫開始,演員的能量折線就已不是持續向上,而是反覆上下擺動,在進入狀態與抽離狀態之間徘徊,這既與《趙氏孤兒》的故事結構有關,也跟演員在戲的初中段炫變太多,而致後來無以為繼有關。他們花去太多精力去經營個別場景的表演風格,卻未有顧及到當形體不斷介入文本時,如何控制演出的整個節奏。

當然,對於一個實驗演出來說,這些稜角未必是壞事。然而更大的困境卻發生在演出的結尾部份。當《趙氏孤兒》的故事說完,五名演員並排躺在演區,頭仰後對著觀眾,漸漸從表演狀態中抽離出來之際,觀眾席突然冒出一把頗有挑釁性的聲音。一個顯然是預先安排的男子從觀眾席上走下來,以普通話指出剛才演的《趙氏孤兒》不過是《史記》的版本,但歷史真相卻未必是這樣,起碼《左傳》的記載就不是這樣。這時男子走到演區,以銳利眼神凝視著五名早聞風站起的演員,他們顯然受到男子突如其來的入侵而尷尬萬分,最後更悄悄離開演區。而偏偏就在此時,男子的話說完了,全劇就在尷尬氣氛之中戛然而止。

在場刊的故事簡介裡,有以下一段:「可是《左傳》、《新序》、京劇《趙氏孤兒》都有不同的說法。一件真實的歷史事件,卻有那麼多版本。那是真?那是假?我們有知道真相的基本權利嗎?」有了此說,結尾的意圖就再無懸念了。現在唯一問題是,他們究竟希望達到什麼演出效果呢? 據一位劇組幕後人員稱,在《孤兒2.0》的北京首演版本中,這名男子是一由位形貌市井的演員飾演,當時這位演員的言論頗能挑起北京觀眾的討論情緒,現場馬上就有不少觀眾就「歷史真實」的問題發表意見,間中亦針鋒相對,火花四濺,迴響亦很大。這次香港版本仍保留了這個設計,卻換了一位形象較為溫文的演員,香港觀眾明顯未有受到他的言語感染,北京劇場裡所發生的演後討論並沒有如期出現。

從2010的《孤兒》到現在《孤兒2.0》,皆是以《史記》的「趙氏孤兒」為藍本,因此這個在《孤兒2.0》才有的結尾,儼然便是黃俊達對《孤兒》創作經驗的自省和質疑,同時亦是對「歷史書寫的真實性」這個問題的考察。對北京觀眾來說,「趙氏孤兒」的故事家傳戶曉,大量電影、電視和舞台劇均曾改編過它,於是當男子站出來質疑這個版本的真偽時,一方面挑起觀眾的集體文化記憶,另一方面也隱然觸及了「官方論述的真偽」這個中國政治上的禁忌問題,觀眾的敏感神經自然馬上便反應過來。然而,香港觀眾顯然不具備北京觀眾的觀劇條件,黃俊達和演員們對此肯定不無體察,否則他們亦不會在演出前先行跟觀眾補習「趙氏孤兒」的故事,而結尾男子亦顯然沒有預備跟觀眾對質,話甫說完,就逕自離去了。那麼,為何仍要保留這個只約略開了題目,卻無以為繼的結尾呢?

一種同情的解釋是:黃俊達太貪心了,他不甘放棄把作品從劇場美學的純粹探索,延伸至以劇場介入社會的機會。雖說劇場性跟社會性並非截然矛盾,但要以形體劇場介入社會議題,還要有更周密的思考。創作者必須花很大氣力,在形體劇場美學上的內向性,跟政治劇場思想上的外向性之間,作出有效的調和,進而開發形體跟議題之間的辯證關係。可惜,《孤兒2.0》恰好正處於兩者的割裂之中,前半部表現出相當圓熟的形體劇場風格,卻跟結尾的問題扯不上關係,而即使我們也能像北京觀眾一樣輕易開展討論,那亦只說明了我們對這問題很感興趣,並不需要事先看過演出。

( 原刊於此:【link】)


2015年4月20日 星期一

醜男子賣臉之後

《醜男子》表面上是個黑色幽默的作品,在編劇梅焰堡(Marius von Mayenburg)的筆下,對白精悍,情節明快,實際上卻機鋒處處。梅焰堡深諳德國式的沉著理性,他要處理的乃是一堆當代社會的重大議題:美與醜價值觀、人的個性消失、自我與外表的矛盾等,但全給他輕輕一筆,寫成一個直白易懂的一小時短劇,還包裝成一個入口即溶的瘋狂故事。

一個事業失意的男子,突然發現問題出自他奇醜無比的臉上,於是把心一橫,請整容醫生替他換一張臉。手術結果出人意表,醫生竟替他造了一張俊美非凡的臉,不僅妻子為之著迷,老闆刮目相看,更令他搭上一位富婆和她的同志兒子,事業和情場俱得意起來。在這一開局裡,梅焰堡旋即亮出他的戲劇狡計:劇本寫明,飾演醜男子的演員必須「相貌正常」,整容前後演員容貌不得變化;除醜男子外的七名角色,須由三名演員分飾。另外,劇本沒有分場,亦未說明何時轉換角色,全憑觀眾按對白上文下理推敲。於是,觀眾難以單靠演員樣子來判斷角色身份和美醜,「美與醜」跟「外表與身份」的既定關係也模糊了。

醜男子扙著一張俊臉,生活如魚得水,但很快便發覺,街上跟他「撞臉」的人愈來愈多。原來整容醫生見有利可圖,也替別人整相同的臉,連醜男子的下屬也整了。如此一來,醜男子的臉不再獨一無二,下屬取代了他的職位,更偷偷勾搭他的妻子。最令他震驚的是,妻子竟然欣然接受,原因是她喜歡的,只是那一張俊臉。至此,他崩潰了。

梅焰堡就是以此半黑色半荒誕的故事,既勾勒出一個當代浮士德如何在出賣面孔之後喪失自我,亦揭露了消費邏輯如何消滅人的個性。當沒有人是不可取代時,自我又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最後,富婆的同志兒子亦因為愛上醜男子,而整了同一張臉,於是兩人眼中,看到的都是自己的臉。這不是正意味著,當個性消失,再無愛上別人之理,就只有如納西瑟斯(Narcissis)美少年一樣,自戀至投河而死嗎?

《醜男子》看似喧鬧,背後卻是當代文明的徹骨之痛。這次是李國威二次執導,率領不同演員陣容從牛棚劇場移師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演繹出一個比首演更放肆也更流暢的版本。在如此高低跌宕的劇場能量當中,觀眾應可慢慢細嚼到所謂新文本迂迴而絕妙之處。

(《香港經濟日報》2015-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