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的《香港三部曲》本是一次偶然——據說那只是善意的編輯將他三篇寫作年代不同、主題也不全貫徹的中短篇湊成一塊,而非經典意義下的三部曲敘事結構。「浪人劇場」宣稱把《香港三部曲》改編成劇場作品《裸「言泳」無邪》,其實是一次頗具後現代況味的併貼式剪裁,劇中敘事骨幹基本上由篇幅最長的〈什麼都沒有發生〉撐起,卻大出意料地將〈太陽膏的夢〉和〈金都茶餐廳〉大幅簡化為兩個意象:游泳和茶餐廳,外掛於〈什麼都沒有發生〉關於資本主義僱傭兵張得志的故事上。如此一筆,便把小說中的單線敘事轉成複調。此兩意象本為〈什麼都沒有發生〉所無,三篇小說之間也不見得由此意象提煉而更為緊密,事實上編導譚孔文並未為此賦予任何美學上的必然性,它倒更似是他帶有個人主觀色彩的併貼——或說,若把演出僅視作對〈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改編,那顯然就是一次加法改編,不再嚴格忠於原著精神,試圖借加法編入導編個人的世界觀。
〈什麼都沒有發生〉是一部梭角鮮明的作品,它剛性,世故,而且冷漠。陳冠中借以第一身敘事的主角張得志之一生,宣示了一種植根於某個香港時空的極端犬儒和個人主義。張得志熱衷物質生活,卻逃避跟任何人和事產生情感瓜葛,他不與女性建立愛情關係,也不留戀事業成熟,他畢生宏願就是不在世上留下任何尾巴,堅拒感情用事,或「酸的饅頭」(sentimental)。然而譚孔文卻對這種精神採取了表面反省卻暗藏批判的曖昧態度, 小說中張得志以第一身敘事者(我)的位置宣示他的人生哲學,譚孔文似乎對此世故語氣頗不自在,藉各種陌生化的劇場技巧,譚試圖摧毁張得志作為「我」的敘事權威。他引入一個以〈太陽膏的夢〉主角宋家驄為原型的「閒遊者」,邊唱邊蕩,走至金都茶餐廳裡,冷眼旁看張得志一生;同時又以一眾女演員飾演一群敘事者,以半誇張半夢囈的調子訴說品評張得志。由是,張得志自也無法悠然於「我」的安全網裡,他既須接受閒遊者的冷眼審視,亦被敘事者將其畢生浮沉硬生地改造成一夢南柯,必得承受緣盡夢醒的風險。
劇中對張得志世界觀的質疑態度既曖昧又鮮明,編導沒有直陳批判,但同時又隱然企於當下回望前陣,對由張得志/陳冠中所象徵的前九七殖民香港的時代精神,抱著一種遙看幻境的疏離態度。劇中一而再再而三把張得志陌生化,甚至將他的死亡意識,由僅為未能解決紅酒和金錶兩件瑣事而自覺死得不夠乾淨,改寫為對鄙夷「酸的饅頭」態度的前麈追悔,其潛隱於內的說法似乎是:張得志一代種下的因,正是當香港正吃著的果。由此,譚孔文於是煞有介事地加入了張得志死後(或夢醒)的一幕:他與作為旁觀者的「閒遊者」相遇,其時現實世界盡得褪去,他們所面對的只有一個澄明大海,而酸的饅頭重新被捧上跟前:對人的情感,我們真的可以如此瀟脫嗎?
因此《裸「言泳」無邪》的加法改編,實質上是一次以陰勁打出的批判,卻包裝成柔情蜜意得有點感情用事。由此,劇中最具顛覆的改編,即以全女班飾演張德志故事中的全部角色,也就不難理解了。〈什麼都沒有發生〉中的性別態度明朗,男性角色(張得志、托圖、雪茄黎、黑豹等)盡佔敘事主軸,而女角則被僻於邊陲,張得志總是處處借跟與其他女性(沈英潔、寶怡、黄姑娘)的疏離關係,築構他自鳴得意的犬儒人生。而偏偏譚孔文既起用了女演員黃呈欣飾演張德志,也借金都荼餐廳的場景,供一眾在小說裡無可發聲女性角色訴說由衷。劇中透過這些遍罩全劇的陰性化處理,大幅度地破壞小說中過於剛陽而終至冷漠人情的調子。至劇末,飾演張德志的黃呈欣卸去男裝,在大海面前露出象徵裸體的肉色束衣,準備赤身暢泳,其中陰巧之處,正在於編導借裸露女身的坦蕩無邪,對照西服男身的拘束抑壓,由此道出張德志式的世故,不過是無法直面個人情感的自欺表現而已。
相對於陳冠中縱容小說人物張得志自說自話,自己則韜光養晦,安坐小說文本的大後方,譚孔文卻是對劇中張得志頤指氣使。由是,《裸「言泳」無邪》是對〈什麼都沒有發生〉的「去『酸的饅頭』化」進行了一次「再『酸的饅頭』化」。我們甚至無從以「文學改編劇場」或「文本對話」的角度作出評價,而該將之視作譚孔文和「浪人劇場」一次甚具個體氣質的併貼式再創作。
(原刊於此:【link】)
2015年11月5日 星期四
2003年5月14日 星期三
《對倒》的舞台美學
《對倒》這篇小說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敘事手法。劉以鬯說他寫《對倒》的動機是源自「對倒」這個郵學名詞,指一正一負的雙連郵票。《對倒》的故事呈雙線發展的格局,一個緬懷過去的老人淳于白和一個憧憬未來的少女阿杏,兩條主線各無瓜葛並行發展。評論家一般都欣賞劉以鬯的新異敘事手法,而某些評論亦能指出,小說中對淳于白和阿杏的心理作出了細膩的刻劃,兩者均是小說出色的地方。在新域劇團的舞台版本中,創作者沒有銳然發展小說中固有的部分,在敘事手法和心理描寫兩方面,只大概勾勒出原著中的神韻,顯然這是創作者有意呈現小說中最突出部分,而無意脫離原著的結果,效果尚算平實。他們著力的,顯然是在如何利用舞台的技巧,表現現代小說的文字手法。
劉以鬯向被視為香港小說的先鋒,隨著現代小說文字的「非戲劇化」傾向,意識流的濫觴,劉以鬯順應著現代小說的路向,求新求異,推動了香港小說現代性發展。《對倒》中的意識流味道儘管不強,亦有著淡淡的現代性影子,因此,在改編舞台劇的過程中,如何利用舞台技巧來表達小說中的描述,就成為了創作者的一大難題。結果,創作者選擇了一個有趣的方法:不以傳統的戲劇敘事技巧,轉而利用道具和舞台效果來表達。譬如以兩個裸體玩偶比喻阿杏的性幻想,一雙鞋和鞋盒表演淳于白和阿杏各自乘搭渡輪等,這些多用於非敘事性劇場的手法,套用在劇中作為一種非戲劇性的敘事技巧,其效果是相當不俗的。還有一場令人印象尤為深刻,就是淳于白獨個兒乘巴士,投影機放映著一些倒退著的街景名稱,創作者選擇以「金舖」、「照相館」等文字來象徵景物,卻不以影像或物件來表達。畢竟這只是一種選擇,未必有好與壞之分,但這種選擇無疑顯示了一種對文字的迷戀,也是舞台與文字之間美妙的契合。不過,若然創作者能將大量的畫外音有效地轉化成這種契合,顯然會更理想。
另外,在這個舞台版本中,為了要向《對倒》這篇小說致敬,「對倒」彷彿成為了美學上的魔咒:對稱的舞台設計、跟演區中的椅子一模一樣的倒吊椅子、還有尾聲倒寫的文字等,這都是「對倒」這一意象的劇場性詮釋,但跟原著小說關係不大。如果我們認為劇場演出應該是對原著作出某種詮釋,這些劇場美學的建構,全都不過是詮釋了「對倒」,而非《對倒》。
舞台上剩下的,就只有小說《對倒》的外框,內裡的美學,都紛紛成為了創作者的實驗場了。
(《大公報》2003-5-14)
劉以鬯向被視為香港小說的先鋒,隨著現代小說文字的「非戲劇化」傾向,意識流的濫觴,劉以鬯順應著現代小說的路向,求新求異,推動了香港小說現代性發展。《對倒》中的意識流味道儘管不強,亦有著淡淡的現代性影子,因此,在改編舞台劇的過程中,如何利用舞台技巧來表達小說中的描述,就成為了創作者的一大難題。結果,創作者選擇了一個有趣的方法:不以傳統的戲劇敘事技巧,轉而利用道具和舞台效果來表達。譬如以兩個裸體玩偶比喻阿杏的性幻想,一雙鞋和鞋盒表演淳于白和阿杏各自乘搭渡輪等,這些多用於非敘事性劇場的手法,套用在劇中作為一種非戲劇性的敘事技巧,其效果是相當不俗的。還有一場令人印象尤為深刻,就是淳于白獨個兒乘巴士,投影機放映著一些倒退著的街景名稱,創作者選擇以「金舖」、「照相館」等文字來象徵景物,卻不以影像或物件來表達。畢竟這只是一種選擇,未必有好與壞之分,但這種選擇無疑顯示了一種對文字的迷戀,也是舞台與文字之間美妙的契合。不過,若然創作者能將大量的畫外音有效地轉化成這種契合,顯然會更理想。
另外,在這個舞台版本中,為了要向《對倒》這篇小說致敬,「對倒」彷彿成為了美學上的魔咒:對稱的舞台設計、跟演區中的椅子一模一樣的倒吊椅子、還有尾聲倒寫的文字等,這都是「對倒」這一意象的劇場性詮釋,但跟原著小說關係不大。如果我們認為劇場演出應該是對原著作出某種詮釋,這些劇場美學的建構,全都不過是詮釋了「對倒」,而非《對倒》。
舞台上剩下的,就只有小說《對倒》的外框,內裡的美學,都紛紛成為了創作者的實驗場了。
(《大公報》200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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