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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日 星期日

自由聯想者的二重奏:《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

一部作品總會有一定的完整性,但任何創作的展開都必然是斷裂無章的,創作就是把當中的斷章殘句梳理出脈絡的過程。我們可以把《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視為潘惠森在創作《大汗推拿》時被耙棄的廢棄物,但意料之外的是,當他將這堆本來已掉進廢紙箱的殘碎意念起回加工,卻呈現出相當的完整性,而不像是左右拼湊的斷章殘句。

或者,此劇正好顯出了潘惠森的另一種創作意圖。觀眾常以為潘惠森一直迷戀於其「系列」創作時,誰不知他的「外圍創作」也足以構成別開生面的創作景觀。《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由兩部份組成,劇場裡所演繹的是自由行者大汗(陳炳釗飾)在尖沙咀巧遇李四(李鎮洲飾)的故事,而潘惠森則擔演朗讀者的角色,誦讀一段又一段自《大汗推拿》延伸出來的文字創作〈大汗推拿斷章〉。因此我們不免會以為,《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好像跟《大汗推拿》有某種主題上的密切關係。但我們其實也可以這樣設想:《大汗推拿》跟〈大汗推拿斷章〉是潘惠森在同一出發點上,用不同的方式說的兩個故事,它們之間本就不是互為呼應解釋,僅僅是一種創作上的「自由聯想」。《一個自由行者的斷章殘句》的出發點則始於〈大汗推拿斷章〉的終結,文字中曾經提過大汗在多年後會遇到李四,由此延伸出劇場裡的演出。故此,我們與其把它當作《大汗推拿》的「外傳」或「外傳的外傳」,倒不如索性讓它在劇場中自由生長,成為一場自足的「自由聯想」。

事實上,《一個自由行的斷章殘句》沒有潘惠森之前大量作品中所共有的豐富意象,大汗與李四的一段故事簡單直接,線索分明,若不是加入〈大汗推拿斷章〉的互動朗讀,甚至顯得有點單薄蒼白。所以潘惠森擔當這個不太需要「演」的角色,就不是如往常很多作品裡一般,僅僅為了對全劇作「潘記出品」式的「簽名」了。劇中他處於一個貫穿全劇的位置,從開場時提燈引領兩位演員進場,在演出期間不斷穿插誦讀另一個故事,到結尾時熄燈離場,已令他從創作者進化為劇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

我們可以把全劇理解一場文字故事與劇場故事的二重奏:兩段樂章主次有序,劇場故事為主,文字故事居次。在劇場故事的推展過程中,文字故事則在潘惠森的調控下不斷插入,時而是回應,時而是共鳴,時而是干擾。有時劇場故事也為著文字故事的節奏所牽動而有所回應,例如當潘惠森引聲誦讀時,兩位演員會默不作聲,玩弄著手上的骰子和紙張,為文字故事營造出共鳴,或干擾;有時他們亦會有意無意配合文字故事的發展,做出看似互相呼應的動作。不過這些故事之間的回應、共鳴和干擾,並不能算是情節性,而僅僅是節奏性的。兩個故事看似有莫大的關連,好像分享著很多共同的意象和題旨,可以互相解釋,互為指涉。只不過很多時當我們彷彿把握到兩者之間的「關連」時,卻又會忽然發現它們好像根本互不相干。正如《大汗推拿》與〈大汗推拿斷章〉之間的「自由聯想」關係,劇中兩個故事的「關連」其實是一種「空指涉的關係」,也就是說兩個故事的「關連」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空意符」,所謂「關連」並沒有具體內容。潘惠森在訪問中說過,「我一直都希望可以跟觀眾分享這種東西。例如說,這杯咖啡的價值不在於它賣了多少,有多少人來買,而是在於你是否喜歡它。……我是第一次公開地,很直接地說明這件事。」或許所謂的「關連」僅是要表達這種「是否喜歡它」的「價值」,但我們也不必著眼於要解讀故事間的「關連」與這個「主旨」之間的深層關係,因為潘惠森的「道理」,已在大汗和李四的爭假錶事件,以及張三洗假鈔的事情中,說得一清二楚了。這種「關連」上的空洞,反而是激發出饒人回味的幽默感。這種幽默感,只可以被理解為藝術氣氛,而不是一種意義表達。

當你既喜歡一部作品,又能明白地說出它所要表達的意義,卻居然說不出其中的「關連」時,那就表示你已經完成了一場觀眾的「自由聯想」。



2006年2月1日 星期三

文化混種、個人秀與《大汗推拿》

如果荒誕就是從不合常理邏輯中發現真理,那麼潘惠森的劇作就已經不再荒誕了。邏輯不是哲學邏輯而是生活邏輯,從現代社會的脈胳來看,生活邏輯的構成早已包含從傳媒資訊中獲得的意義,甚至變得密不可分。然而,當傳媒資訊都變成荒誕的表演,那麼舞台上的所謂荒誕就只會是反映「真實」的模仿,或戲仿。我們看潘惠森的劇,已漸漸失去了看他早期作品時所感受到的驚艷、迷茫和抽離,而僅剩下一種姑且可稱為「無厘頭」的港式幽默,這不是劇作家對戲劇語言和藝術意義的追求出現了偏差,只是這個世界變了,使得曾經風靡整個後現代時期的荒誕劇魔法,開始失去了效力。

但潘惠森仍然是一個擅於創造「效果」的劇作家。他始終保持著濃度很高的幽默感和對香港語言處境的剔透觀察。從純粹的劇場美學角度,他的作品帶著濃郁而不滯膩的喜鬧感,徹徹底底的無聊,卻毫不鄙薄,是一種俐落得令人激賞的「庸俗」。潘惠森劇作的美學「效果」正好在於,它能喚起觀眾內心中某種對庸俗的迷戀,而這種迷戀,足以構成我們對劇作不可名狀的喜愛,或厭惡。

因此,若從欣賞而不是從文本分析的層面來看,《大汗推拿》中的情節設定都是藝術上的「愰子」,只為營造觀賞效果。所有戲劇意義的創生,差不多都不是來自劇中推拿店內所發生的事,而是來自人物角色和情境的戲劇設定。

《大汗推拿》是潘惠森「珠三角系列」的第二部,這種系列式的創作除了可作為噱頭之外,也能顯出劇作家正醞釀著某種對這個時空的想像和反省。劇中情境設定在一間生意慘淡的深圳推拿店內,突顯了劇作家想像中的珠三角生活模態:經濟掛帥,卻又充滿文化混種。而劇中四位主角的身份均具有無法擺脫的混種性。耶律屈原(陳淑儀飾)的祖先來自蒙古,一個對我們來說,不論在地域上和歷史時空上都看似遙不可及的地方。不過在我們熟悉的教科書歷史學中,「耶律」是契丹姓,「屈原」則是南方的漢人,劇作家把這組姓名套上蒙古人的身份,正正模糊化了角色的身份:耶律屈原到底是蒙古人、契丹人、還是漢化了的「外族」?又或者,這角色其實不過是我們對與現代城市對立的「大漠」的一種膚淺想像?同樣地,水仙花(楊詩敏飾)的鮮卑人身份,也只是對中國大歷史的一種籠統指涉而已,她是匈奴人、突厥人還是女真人,根本沒有所謂。至於萬純(邵美君飾)說自己是「東西混血兒」(廣東和廣西的混血兒),更道出了「混種」本身就已是一個模糊混雜的描述身份方式,在這個文化混種的社會裡,根本不存在血統上或文化承傳上的「混種」,因為當你是「混種」,那就證明你是文化混種社會裡的「純種」了。

不過,林松(梁祖堯飾)的出現,卻又提出了對混種身份的另一個思考向度。林松是徹頭徹尾的香港人,他大學時修讀宗教,畢業後卻當了一名水客,這種經歷也構成了他神聖與凡俗的混種性。然而,跟其他三個角色不同,林松不是天生的混種,而是由自身經驗和個人選擇交織而成的後天混種。於是,如果我們把香港與珠三角的相遇經驗理解為一個殖民地混種自主地向一個大文化靠攏,那麼林松的「混種化」經驗就會是主題所在,而不是點題的推拿大汗。

不過,全劇也可以有另一種解讀。林松所經歷的是從生到死、從迷惑到狂喜、從執著到放下的過程,一切經歷就仿似接受了一個大周天的大汗推拿,然後乾乾淨淨的離開推拿店,宛如再生。如果說,林松的故事是一個「悟」的故事,那麼這種禪性的「悟」,到底是一場讓觀眾頓悟再生的大汗推拿,還只是劇作家自覺的個人作秀?從開場前的撃鼓舞龍,中段萬純突然高唱以劇作家之名所作的歌,到結尾的舞劍,劇作家都一直「在場」,這似乎正暗示著,他樂於不厭其煩地提醒觀眾:「我有話要說」。這一種過份自覺的表演,離然滿足了劇作家的表演慾,但也讓一場本可作為思想淨化的推拿儀式,淪為劇作家的私人按摩,除了趣味盅然之外,根本不值得太過欣喜。

(原刊於此:【link】)